——“我们是社会学家，应该去社会观察，We need to go, 到基层看看！”
Scott
Rozelle教授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不仅在经济学的顶尖杂志《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过文章，还在自然科学的顶级杂志《Nature》和《Science》上有所斩获；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却从1966年就开始学习中文，1981年第一次访问大陆，并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几乎跑遍了中国大陆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关注气候变化，农业生产，致力于研究如何消除不平等和贫困，更将注意力投向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期增长的核心问题之一。此次借劳动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之际，我们有幸访问了斯坦福大学的Scott Rozelle教授。
【人物名片】
Scott Rozelle 教授是Freeman Spogli Institute关于国际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校获得学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同时Scott Rozelle 教授还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美国农业经济协会，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亚洲经济协会等担任要职，还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农业经济学》《当代经济政策》等的编辑。Scott Rozelle 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包括三个方面：农业政策，包括供给，需求和交换等；市场的演绎和发展以及公平与效率问题；贫困与不平等的经济问题等。因为其在经济学界的卓越成就，Scott Rozelle 教授获得了大量的荣誉。
与中国之缘——“我从1966开始学习中文，关注中国”
当问起教授最早是如何对中国产生兴趣的时候，他提到是由于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并在一些高中开始开设中文相关的课程。教授就从1966年开始学习中文，并作为交换学生在台湾地区学习了三年。随后在研究生阶段开始系统研究中国问题，一直到现在。
教授第一次到访大陆是在1981年，距今已经将近30年了。当时，人民公社还很普遍，但是农村的居民和村镇干部对这个政策有些意见。教授的硕士论文就是聚焦于农村地区的居民承包关系制度的研究，基于这项研究，他指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农业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通过集体实行的。随后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也证实了他的论断。
提到与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合作，教授提到在北京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下辖农业科技政策、资源环境政策、城乡协调发展与反贫困、农产品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四个中心项目。该中心从1990年起，就和包括黄季琨教授在内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者展开广泛的合作。
如何做好经济学研究-“理论、理论、理论、计量、计量、计量”
当我们问到如何做好的经济研究的时候，教授风趣的提到，在研究生期间，要学会六件事情“理论、理论、理论、计量、计量、计量”(“Theory, theory, theory,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s”)。他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讲，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良好的计量技能将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区分开来。经济学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框架来分析人类的行为，而这个分析框架也提供给我们能够被检验的假设。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来检验。所以，两个部分是同等重要的。
关注农业-“转基因技术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非常强调粮食的安全，特别是随着人口增长，收入提高和城镇化的进行，对粮食的需求仍会高速增长。而如果要解决粮食问题，只有两种可能：第一：进口，第二：自给自足。当然，中国也进口了很多粮食，但是最主要的仍是要自己的生产。那么，中国如何提高粮食的生产呢？首先，通过提高农场的规模，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农场化运作的确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对产量的增加并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当然，也可以通过增加化肥的施用量。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偏高，并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那么，剩下的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了。中国政府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是非常重视的，并且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转基因技术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是非常谨慎的，慎之又慎，并有专门的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评估和审查。这显然是很有必要的。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已经有了多年的历史，我们非常高兴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取得了成功。
献计中国发展-“对于中国未来十年和二十年的发展来讲，农村地区教育是一个关键问题”
当代中国在处于国内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而又至关关键的时刻，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在改变着中国。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生育率的普遍下降，劳动力的供给不断下降的。
在这一进程中，工资水平，特别是技术工人的工资会以很快的速度增长，同时社会也需要更多的合格的劳动力来满足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不断上升的现实。然而，与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能够培养出支撑中国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高速增长的合格的劳动力么？答案可能并不乐观的。教授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据来支撑他的观点。由于读高中和大学的比较的直接成本（如学费等）和放弃工作带来的机会成本，还有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现在，贫困农村地区只有2%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只有25%-30%的初中生会进入高中。此外，部分贫困农村地区的儿童营养不良也是一个原因。教授特别提到了贫血的影响。在其去年发表一项研究中，在陕西调查中发现受调查的儿童有39%存在不同程度的贫血症状。同时，这项研究也对宁夏，青海，四川，贵州和甘肃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平均有1/3的儿童在贫困农村地区具有不同程度的贫血症状，这大致相当于510万8-12岁儿童和610万5-7岁或13-15岁的儿童。通过一项对照研究发现，通过补充维生素，数学测试成绩有统计上和经济上显著的提高。
最后指出，如果贫困农村地区的教育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不但会影响到劳动力水平提高和产业升级，同时也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由于当前城镇化的进行，这些人口会流入城市，造成城市流民问题以及社会不稳定。这就是目前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的“拉美化”问题。对此，教授郑重指出，应当对农村教育“宣战”。当然，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对农村地区的“两免一补”的政策的实行。（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主要内容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项政策从2001年开始实施。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享受到了“两免一补”政策。编者加）
教授指出，教育政策不应短视，教育着眼的是未来，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之后的中国的发展。由于中国政治的稳定性和政府的执行效力，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好这一问题。
治学之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应该深入基层，关注现实”
对中国的研究，Prof. Rozelle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农村地区。在中国的这些时间里，他对中国的农村有不一样的看法。他提到，现在中西部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比起30年前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他提到30年前第一次到陕南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通公路，交通非常不便，但现在每个村镇都通了公路。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调查时，他强调了与当地的政府和村民合作。他说当地的合作者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能说当地的方言，也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在进行实地调查时，他说一些被访问者在最初可能会有些犹豫，但当你清楚的解释完调查的目的时，他们也非常乐意告诉你一些实际情况。教授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教师，他说，中国的很多教师都是英雄，他们付出非常多，也非常尽责。他也多次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尊重农民，真正关注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
他讲了一个故事是如何发现贫困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贫血现象的。有一次他到访福建某地的一所学校时，与校长进行了交谈。校长告诉他学校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当这位校长到厦门的某所学校挂职时，发现午饭时间后，这所学校的儿童均跑到操场上运动和玩耍，但是，在他所在的学校，午饭结束后，学校的儿童都回宿舍休息了。他认为这些儿童可能存在营养不良。自此开始，教授开始探讨其原因，并发现了在贫困农村地区贫血的普遍存在。他郑重指出，作为社会科学家，应当去基层，深入现实，去考察，去倾听，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他认为，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只关注于纯粹理论问题而忽视社会责任，他认为这是不够的。
教授还特别提到，经常在他做完一项研究后，会向一些普通群众解释。他说，你不能用诸如回归系数是否显著这样的术语给他们解释，要用很平实的语言而不是经济学的术语向一些访谈对象介绍，问他们对这个结果有什么看法，觉得合不合理，有没有其他解释？他说，他们的解释经常会让他吃惊。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唐代伟大的诗人白居易读诗给90多岁的老奶奶的故事。正如优秀的诗歌作品应当在所有人心中引起共鸣一样，一项真正关注现实的经济学研究也应当真正的来源于现实并且能解释现实，而不仅仅是束之高阁、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
采访后记：一个经济学家的求索之路
在采访过程中，Rozelle教授在对话中不断加入了流利的中文，特别是“人民公社”，“大队队长”，“营养中饭”，“维生素”等等名词，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Rozelle教授更是展示了他三十年来在中国各地考察的照片，展示了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也仍反映了很多地区的落后。在Rozelle教授的个人主页上，有一个包括Rozelle教授在内的三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发起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REAP)的项目链接。打开这个链接，首先是一位小朋友的笑脸，还有这个项目的目标：“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收获他们的梦想”(Helping China’s Rural Poor Harvest Their Dreams)以及这个项目取得的各项进展。采访结束，我们仍旧回想Rozelle教授用流利的中文讲的：“我们是社会学家，应该去社会观察，We need to go, 到基层看看！”这句话。我想，这应当是Rozelle教授治学取得如此成功的不二法宝，而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我们在为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入考察和细致研究的深深敬佩之余，也不断思考作为本土的经济学者或经济学生，我们该学到些什么，更应该去做些什么？
(WISE2010级硕士生 俞哲 2009级硕士生李情 2009级博士生左浩苗)
（本文根据对Scott教授采访和其相关论著和会议报告进行整理，本文中涉及问题不代表作者本人和所在机构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