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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期】邹至庄教授专访

作者: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09-05-12
                                         人生盛景处处——邹至庄教授专访

 
【人物名片】
      邹至庄(Gregory Chow)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大师。1930年生于中国广东,1948年赴美求学。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就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并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受聘到麻省理工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1960年提出闻名国际计量经济学界的“邹氏检验”。教授还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加盟IBM公司,专职从事计量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等研究工作。1966年受聘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讲授计量经济学、执教台大经济学讲学班,同时被延请为台湾经济发展顾问。1980年代,邹至庄教授开始担任中国大陆经济顾问工作,1984-1986三年间与教育部合作举办暑期经济学教学班,1985-1995年间在人大和1987-1992在复旦分别开办一学年的经济学培训班。同时教授还通过邹至庄留学项目(1985-1988)将当时中国高校优秀学生推荐到美国修读经济学,并将“现代经济学”名词引入中国,开创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先河,被誉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播种者”。
 
 
【访谈纪实】
      最早见到邹至庄教授是在2005年WISE成立之初联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举办“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研讨会上,之后先生的《中国经济转型》签名售书活动在厦大校园内引起一阵狂潮。这本详细记述与分析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特色的著作,成为中外学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范本。2002年7月工商时报还登载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卫平教授题为“总结过去,指导未来”——对邹至庄教授所著《中国经济转型》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可以影响一代人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的形成。这样的著作具有浓重的数量研究和政策应用色彩,其影响力绝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之中。
       作为WISE的学术顾问和讲座教授,邹至庄教授多次受邀来厦大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此次访谈时间恰逢邹教授受邀为厦大经济学科师生讲授《中国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讲学期间,邹教授凭借其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深入了解,对诸多中国经济问题给予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阐述。为期两周的六次课程中,教室一直座无虚席,来听课的师生感叹,“邹老师的课程为大家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与思路,而且以启发性的互动方式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待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邹教授的课程特色是不仅‘授之以鱼’,更是‘授之以渔’,这些都让我们后辈学子深深受益。”
 
 
【广州童年】
      邹至庄教授1930年出生于广州,家中子女排行第七。父亲当时是广州商界名士并担任商会会长多年。邹教授自言童年深受父母言传身教,一直谨记父亲给他的两个教诲,即做事有恒心和换位思考。做事有恒心是成就事业和人生的基础,学会从对方的观点和立场看问题则很容易达成共识和取得成功。邹教授身体力行,并且之后从经济学的学习当中获得另一种体会,即和别人一起做事,一定要重视和关照对方的利益,事情对双方有利,至少对对方有益,才会去促成,才会有更大的成功机会。
教授六岁开始读书,启蒙于私塾。后来中日战争爆发,举家迁至香港并转读香港岭南小学。1942年全家转至澳门,就读岭南初中。
 
 
【美国求学】
      1948年,邹至庄教授接到康奈尔大学的录取通知,按照家人意愿就读政治学。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听到该校Alfred Kahn教授精彩的经济学课程,于是三年级时转读经济学并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计量经济学。由于当时芝加哥大学拥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经济学系且计量经济学科具有很强优势,教授于1951年转至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遇到对自己学术和人生都产生很大影响的导师Milton Friedman。Friedman教授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并与Paul Samuelson、Kenneth Arrow三人并称为当时美国最顶尖的理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在读书的过程中学习这些前辈学者的想法以及他们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方式,频繁参加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且受益颇多。邹教授和Friedman教授两人几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常常相互通信,亦师亦友的情感让他一生受益良深。
      博士毕业之后,邹至庄教授被推荐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同时向Paul Samuelson和Robert Solow等大师学习。1959年,他接受母校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职延请并任教三年,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1962年,教授被聘请去IBM公司研究中心做专职研究员,从事研究并发表论文,兼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工作。1970年辗转被聘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直至2001年退休。在此期间,教授在经济学的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共出版专著12部,发表论文180多篇,并于上个世纪60年提出著名的“邹氏检验”(Chow Test)以及关于动态经济学的谱分析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此外,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也以邹至庄的名字命名,这些学术成就都奠定了他在世界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泰斗地位。
 
 
【台湾 经济起飞设计师】
      1966年,邹至庄教授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邀请到台湾教授计量经济学。第一次见到当时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1967年又第二次到台湾。在此期间,认识了台湾经济部门官员并参加了座谈会,这之后,教授受邀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指导,还曾代表台湾“中央研究院”与美国高校及国家科学院洽谈合作事宜。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计划于1967年在台湾召开主题为经济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参与运作1967年开始在台大经济系设置的经济学博士班。
      1960年代后期,台湾负责拟定经济政策的“国家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邀请邹至庄教授担任经济顾问。对于台湾经济发展,邹至庄教授慨言经济政策必须具有政治可行性,而台湾经验的成功首先在于实行市场经济,给人民以充分的商业自主权并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在这其中,经济学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于说服政府采取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教授笑言“经济预测是一门科学,也可以视为一种艺术,或者说是一门应用经济法则的艺术”。
 
 
【大陆 现代经济学教育播种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逢此机宜,邹至庄教授于1980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到北京颐和园讲学,这也是教授赴美留学生活三十二年之后第一次回国。讲学班由美国宾州大学的Lawrence Klein筹办,成员包括刘遵义、Theodore Wibur Anderson 、Albert Ando、萧政、粟庆雄等几位计量经济学家。每位教授各授课一到两星期,授课内容编辑成《计量经济学讲义》出版,邹至庄教授主讲基础计量经济学、控制理论和汽车需求函数。
      当时邹教授还被聘请担任大陆经济顾问。由于教授当时对亚洲经济发展有了深入了解,同时见证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所以对大陆现实的经济问题已经把握得很深刻。邹教授当时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讨论大陆经济发展时提出推行市场经济,主张企业应该拥有自主权。自此之后,邹先生持续研究中国经济,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以著作的方式问世。1982年邹教授第二次赴大陆讲学,在中国经济学界首先启用了“现代经济学”这个名称来取代“西方经济学”的叫法,并于同年12月开始着手撰写《中国经济》一书,帮助自己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同时向中国学生介绍现代经济学。
      邹至庄教授和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结下机缘也是很凑巧的事情。1983年邹至庄教授接待大陆教育部两位访美专员并商议开办经济学暑期教学班,教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三门基础课程。邹教授依据自己的学术与人际资源,邀请多名海外教授前来讲学,同时使用《中国经济》一书作为课程讲义。课后邹教授和同学们探讨所学课程在中国经济现实中的应用,还经常去听其他同事的课程。这其中的小插曲是,教授的听课举动让学员们不能理解,并“提醒”教授说听其他同事的课是一件显得自己没有学问和没有面子的事情,但教授却不以为意,还经常鼓励和建议年轻教师多听同行的演讲,这对当时和后来提升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水平都大有裨益。
      除了1985年和1986年的经济学暑期培训班,邹教授从事的另一个教学活动是在人大和复旦分别开办一学年的经济学培训班并邀请许多英美教授来授课,对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影响甚深。
1984年,邹至庄教授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建议并促成选派中国理工科毕业生到美国读经济学研究生。同年年底,邹教授主持出国考试,题目包括数学和经济学,参加考试的学生从各重点高校选拔。25年过去,当年通过该项目走出国门的许多留学生现在都已成为学术事业均有成的著名学者和业界精英,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学教育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其中不妨有很多人效仿邹至庄教授,接继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薪火,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呕心沥血。而后来邹至庄教授留学项目的举措也被留学生们笑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邹氏检验”,不啻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谈及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邹教授曾提到中国仍需要更多素质良好的师资。同时仍遵循着早前一直实践的“互利原则”,和中国经济学者或政府官员合作,继续推动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与发展计划。教授一生从未放弃关切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的发展。也曾说“觉得自己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中国。”
 
 
WISE  短期讲学】
      除了联合当年邹至庄项目的留学生推动中国现代化、成立教育基金会、选派海外师资到中国任教等,邹至庄教授近年把自己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中国与全球能源与环境研究计划”工作的开展上,并促成中外学界和政府部门人士联合举办相关研讨会。至于个人的活动,则包括通过与中国领导人与政府官员的沟通,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问题和医疗制度改革上,同时参与各种学术会议和演讲、应邀到国内各高校经济学科院系进行短期访问与讲学。
      今年2月,邹教授在WISE讲学的两个星期内,除了给厦大和WISE经济学科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课,与行政人员谈话聊天了解WISE运作模式,还通过与WISE青年教师讨论研究课题、合作撰写文章等方式鼓励和提携后辈。两个星期的厦门生活,让笔者有机会发现教授的几件轶事:教授自1940年代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养成了规律作息和勤于锻炼的好习惯并坚持至今,先生身体强健,充满活力,每晚11点准时就寝,近年来最喜欢且每天坚持的运动是高尔夫和游泳;笔者也曾在WISE年轻教师那里听到和教授打网球的趣事:两位老师和邹教授一起打球,却都不是对手,累得筋疲力尽时,看到教授状态正好;教授为保持体重也会适当注意饮食,每天中午少量进餐,大多时候是两个鸡蛋和一些青菜,但自教授发现校园超市有冰淇淋卖且美味又廉价之后,每日中餐过后吃冰淇淋便成了例行之事,有的时候还会买两个,所以“两个鸡蛋”的效果大打折扣。WISE日常的讲座和课余活动中,都可以找到教授的踪影,大餐馆、小吃店,只要是WISE教师和工作人员日常吃饭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教授和大家在一起。就连WISE教职工课余放松去KTV唱歌,教授也会饶有兴趣地参加并在一旁捧场鼓掌,而这种年轻和平和的心态、健康和规律的生活,大概是教授至今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的部分原因吧。此外,先生还在《第一财经日报》撰写专栏文章,目前发表的文稿有时需要从教授的英文原稿翻译成中文,事后WISE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踊跃报名参加,这也成为提高同学们对经济学研究的积极性以及重新消化理解教授所讲经济学课程的最好途径之一。这之前很多由工科转来的硕士博士生苦于“读遍宏微观、学遍专业课”也不能理解经济学的涵义,反而在教授的六节课学习中,让他们多多少少有些“茅塞顿悟”。就如先生所说:“影响人们的思想可能比做官更重要。”而在笔者看来,前来WISE上课,给WISE青年教师、工作人员和学生带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是邹先生对WISE教学与研究发展的一个最大认可和支持。而WISE作为秉承国际化教学理念、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研究院,目前所作的事情其实就是邹至庄教授在计量经济学科以及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上两个不朽“邹氏检验”的进一步延续。
 
 
                                                                                   (WISE  宋江红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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