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韦森应经济学科邀请作客南强

                   2015年4月7日-8日，应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经济学院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对厦大经济学科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韦森教授为两院师生做题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短期下行与长期增长前景”的南强讲座，与大家分享他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学形势的分析与判断，并与两院硕博士及青年教师深入座谈指导大家如何从现实中存在的理论困惑入手，从货币的角度讨论经济学问题。  

    韦森，著名经济学家，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网、FT中文网、财经网，以及《东方早报》、《文汇报》等撰写专栏，发表时评。主要著作有《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如诗》、《市场、法治与民主》和《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 

讲座-《中国经济增速的短期下行与长期增长前景》

        4月7日下午4点40分韦森教授的讲座在经济楼N402举行，由经济学院靳涛教授主持。经济学院副院长、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方颖教授向韦森教授颁授南强学术讲座纪念牌。南强学术讲座是厦门大学目前规格最高的系列学术讲座。现场共迎来厦大师生和一些慕名而来的业界人士近400人参加讲座。

 

       韦森教授是国内最早预判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经济学者之一，早在2012年中国经济仍然高企时，韦森教授就曾在《金融时报》、凤凰网等媒体撰文指出了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本次讲演，韦森教授以其独特的视野和洞察力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经济增速的短期下行趋势与长期增长前景。

       韦森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当前世界的经济格局。他向我们展示了多张世界经济走势的图表，这些图表共同的显示了世界经济仍在缓慢的复苏中，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迷的低俗增长时期，仍未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他引用《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观点说，世界经济主要增长仍然以恢复性增长为主，到2013年第二季度，最大的六个高收入经济体中，只有两个（美国和德国）经济规模较五年前的危机前顶峰时期有所增长。然后他介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和走势。他展示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图片，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三次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三次上行。但是自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了。这实际上意味着，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还想继续超过8%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已经不现实了，中国经济已连续十几个季度在下行。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可以从外贸出口、消费和国内投资等三架马车的表层现象看的出来。从深层问题看，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利润增长率下降都是一个趋势。他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工业化的中后期，其表现为各行各业产能过剩，故经济增速下行是个自然趋势。他还简要了刘世锦、蔡昉等人对下行原因的观点。针对他的好朋友林毅夫提出的中国经济还会持续的以8%的经济速度增长，他用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台湾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台阶”现象进行了反驳，认为中国的经济也会经历“台阶”的落差，我们应当理性看待这个增速的转变。

       他还警示中国应当提防出现的总体风险，只要债务水平高到一定程度，随时可能触发明斯基时刻，吸取美国次级贷的深刻教训。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债务总水平尤其是企业债务占GDP比例在世界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短期存在的最大风险：企业偿债能力的风险，鄂尔多斯、江浙、山东济宁等地也发现了还贷困难的真实案例。并且当前中国经济要特别警惕“通缩-债务螺旋加重”费雪效应尤其是要尽量避免“帕廷金效应”与“费雪效应”的双重叠加，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将会是灾难性的。

       针对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和总体风险，韦森教授提出了两条宏观政策建议。第一条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降准等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缓解中国的通缩问题；第二条改革税制，政府应该考虑“总量减税”，过量的各级政府财政存款的不断攀升也存在巨大的风险。

       演讲内容结束后，韦森教授和在场的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同学咨询了其对“安培经济学”以及“李克强经济学”的看法，他指出虽然安培经济学总体失败了，但是它还是向日本民众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李克强政府应该积极的进行“总体减税”，刺激股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巧合的是WISE的廖谋华助理教授正是韦森教授好朋友和学术对手的林毅夫的学生，他问韦森教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韦森老师认为，暂时还很难看到具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他还强调了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的永动机和最大推力，而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也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针对专程赶来的厦航的员工对亚投行的问题，韦森教授表示他不会迎合，直指风险还是蛮大的，也表示短期还是利大于弊的。由于场面的热烈气氛，韦森教授又追加回答了两个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计划一个半小时的学术讲座，一直延长到近两个小时，广大师生们被韦森教授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折服，对于开拓自己的视野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知识性和方法论的借鉴作用。

2015年4月8日上午10点30分，韦森教授在王亚南书院为两院师生学生做了一场题为“‘货币内生理论’与‘理论经济学的困惑’”的座谈会。

早上10点15分，座谈会还没开始，韦森教授就来到了亚南书院，与先到场的同学开始交流。当被问到利率市场化的影响的时候，韦森教授答道，利率市场化之前的银行利差就好比是垄断交易，之前四大行一年总利润可达万亿，超过许多国资企业的总和，这是不合理的，利润市场化是有利的。而对于同学们提出的GDP减速问题，韦森教授认为，任何经济体，在经济走向成熟，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就会有减速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韦森教授在这里还特别强调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不是服务业替代制造业。

短暂讨论之后，韦森教授还提出了他今天想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货币是内生的，是由商业银行产生的。他希望这次座谈会之后学生们能从货币的角度讨论经济学问题。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然而，货币主义在中国却遇到了困境。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不断加速，到2015月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高达125.74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大致相当于中国GDP的1.93倍，狭义货币(M1)余额33.44万亿元，流通中货币(M0)余额7.29万亿元。但M2与CPI的上涨关系却不明显。特别是在09年，M2增长速度最快，但是CPI同比却为负。所以，韦森教授对原有的货币学派提出质疑，认为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另一方面，韦森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两个现象：首先，M1与CPI的关系更为明确，所以韦森教授认为M1的变动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繁荣程度；其次，中国过去十年广义货币的增加与房价互为因果。

对此，我们不禁疑惑到，货币主义只是在中国遇到了困境吗？于是座谈会的话题转向世界上另外的大经济体，美国与欧洲。2008-2009大衰退以来美国四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没带来较大的CPI上涨，对此有人提出美元外流的解释，但韦森教授指出美元其实会通过证券市场回流美国。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货币政策失去效果，即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欧洲央行这些年来也一直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是欧洲的高失业率和低通胀宣告了货币主义的破产，更有甚者，欧元区到2014年下半年以来已经确定进入通缩。

此外，在我国央行是否超发货币的问题中，韦森教授指出，从2009到2011年3年间，央行基础货币净投放为3万亿元，即使算入M0的净增1.65万亿，央行总共才增发4.65万亿，但广义货币增加了37.64万亿，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M0、基础货币与广义货币之差为何那么大。事实表明，2009年之后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被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所抵消。通过研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与法定存款准备金，韦森教授认为这些年央行并没有超发货币，央行基础货币的构成主要是法定准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