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张兴祥 陈唯
邹至庄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世界计量经济学大师，在经济学的多个领域都有较大或重大的建树，共出版专著11部，发表论文160多篇。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因创建“邹氏检验”（Chow Test）以及关于动态经济学的谱分析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而蜚声国际，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更是以邹至庄的名字命名，这些都奠定了他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泰斗地位。
邹教授一直热情关注和支持中国经济改革，积极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出谋献策，是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之一。为普及人们对中国的认识，他曾撰写了《认识中国》这本惟一的非学术性著作。迄今，他已出版了《中国经济》、《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转型》等3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年，邹至庄教授还被新成立的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聘为学术顾问。
12月10日上午，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幕式在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隆重举行。开幕式之后，年会特邀嘉宾、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世界计量经济学大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荣誉教授邹至庄先生为与会代表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师生3000多人做题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的主题演讲。12月12日上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也在厦门大学召开，邹至庄再次应邀做题为“中国货币政策与汇率问题”的主题演讲。
邹教授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都收录在他最新的著作《中国经济转型》中，演讲的内容只是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在书中，邹教授运用了传统和现代的经济学工具，将自己在中国多年教学、生活和工作中积累的见解与理论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了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原因和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恩评价该书时说：“邹至庄成功地利用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了解，已经在现代计量经济方法方面的专业知识，将之融合为自从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步的评估，并且融于这个新世纪。他的著作为我们了解中国提供了权威性解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回顾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邹至庄感到非常欣慰，在演讲的前半部分，他选取了国有资产、非公有制经济和对外开放三个重要的领域，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历程：
国有部门的公有资产，以前由计划经济决定，农业有人民公社，工业有国有企业。如何使国有产业按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邹教授认为可行性途径是推行责任制。农业方面，主要是将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根据实际情况投入劳动，多劳多得，工业方面也一样。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所有权仍归国有，但经营权却是私有的。由于私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又掌握了经营权，因此获得的经济效益是最大的，由此可见，实行责任制是中国经济改革关键性的一步。
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中国政府则采取自由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推动力，这大大超出了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想象。邹教授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应该在政策上有所松动，放手让中国人民自由地发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原则。以教育为例，国内许多私立、民办学校的蓬勃发展就是很好的佐证。
而从对外开放方面看，对外贸易之前一直由国家统一管理，随后逐步放开，由省一级政府管理，甚至私人企业也可参与。外贸已经自由化，中国出口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都能买到。邹教授说，他在美国超市里买的东西，许多都是中国生产的。对此，邹教授建议：在引进外资方面，不但要引进资本，还要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
对今后改革的展望
在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之后， 邹教授仍然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进行了展望。他认为，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公有部门已经不可能再按以前的模式来改革，现在采取的是股份制。上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将企业转变为私有。邹教授建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股份仍要把持，不能全面放松，部分股份特别是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股份依然需要由国家掌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是政府官员，与责任制明显不同，这会产生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国有资产属于国家，但管理人员会利用职权谋私利，政府官员管理国有资产难免会滋生腐败。邹教授以土地审批为例，论证了他的上述观点。
最近几年，非国有企业的自由发展也十分迅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订，赋予了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企业家，但中国能不能产生像美国的比尔·盖茨和台湾的王永庆这样的大企业家？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谈到股市时，邹教授说，股市的产生应由市场决定，而不是靠政府的计划决定的。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金融市场一部分政府仍要监管，另一部分应该交给市场，通过市场途径寻找一个最合适、最有效的组织去运作。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参与世界全球化的过程，涉及货币、资产、信息技术、人力的自由流动。但在一些方面，中国仍然设有限制。对于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非常关键的机遇。中国的银行、企业原本发展得较为缓慢，入世后，引进了国外的竞争压力，国内产业的竞争力提升了，发展步伐也加快了。当然，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比较保守、比较滞后的：一是银行方面，对外资进入仍然有很多限制；二是外汇管制，邹教授以自身经历为例，讲述了外汇自由兑换的障碍；三是汇率的管制，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吸引了外国投资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在人民币汇率能否由市场决定这一问题上，邹教授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将这一重要的决定交给市场。但他指出，管制也可以根据市场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可能看到人民币的低估使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削减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外汇交易的逐步开放也有好处。
对于人民币是否该继续升值的问题，邹教授说：“如果不调整汇率，引进外汇后，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就会增加国内的货币量，容易造成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对人民银行造成很大压力，因此调整汇率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
中国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由于许多内容已被改革了，所以改革的速度会减缓。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邹教授对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作了精辟的阐述：一是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二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三是引进、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正是有了以上三个要素，中国20年来经济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的，而不是“奇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日益缩小，因此第三个要素发挥的作用也在减弱，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减缓。
“三农”问题无疑是中国当前的热点，邹教授认为中国农民是很优秀的，几千年的积累使中国有着厚实的农业基础，但我们还需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中国社会贫富不均是政策问题但不是制度问题，贫富不均未必会影响增长。
对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国际上一直有很多批评，但是邹教授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却大量引用，对此问题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从8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经济，也利用官方数据做了很多计量经济研究。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所得出的结果是合理的。数字的准确以及理论的解释力，两者是互相支持的。因此，可以说大部分数据是可用的。”
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积累
20多年来，邹至庄一直关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问题。早在1980年他与克莱因教授主办了“颐和园计量经济学培训班”，首开了中国数量经济学教学的先河。1984年他邀请了一批海外经济学者，在北京大学开办了现代经济学培训班，为中国高校培养经济学师资骨干。1985－1995年，在他的努力下，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交流委员会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举办了为期11年的“经济学培训中心”。所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转轨，培养了一大批熟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中青年经济学家。
作为一名受过西方经济学正规教育、同时又与中国经济学界打了20多年交道的经济学家，邹至庄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很多东西中国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但有些需要改良。比如一个计量模型，描述的是美国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研究中国问题时，中国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因此建立目标函数的方法还是可以应用，但表示的内容却不一样。现代经济学大部分在西方产生，但西方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很可能产生新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积累，有朝一日必定会对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一过程是步步推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