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 红 马海邻） 九家南方著名高等学府经济学院发起，众多经济学院院长参加，发起方之一上海交大及主办方厦门大学的盛情之邀，是促使我们决定在炎炎夏日赶赴厦门，参加首届中国经济学南方论坛的原因。
但聆听一场常规经济论坛的想法，被事实证明“错了”。其一，南方论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论坛，而是南方经济学者“强势发声”的平台；其二，首届南方论坛主题并非我们惯性思维所认为的中国经济热点话题，而是剑指经济学学科教育及人才培育，在这方面南方各经济学院院长有着强烈的交流合作意愿，在他们看来，在学科及人才问题上的一些困扰直接影响着南方经济学者的话语权以及未来南方诸院校经济学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被认可度。
温和低调的南方经济学者欲借“南方论坛”这一载体“改变形象”，这对于经济学界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也正因为如此，首届南方论坛引起了业界极大关注。这一点，在我们到达厦门不久就感觉到了。
我们是在25日晚上6点15分抵达厦门机场的，接机的厦门大学学生要我们“再稍等一会儿”，因为这一时段他还被安排要接一位从广州飞来的院长，他就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李铁立教授。大约30多分钟之后，我们见到了李院长，一位瘦瘦高高、言语热情的北方人。他告诉我们，他是前几天看到南方论坛的通知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来了，更多是冲着这次有很多院长来。对于南方论坛的关注已经可见一斑。到厦大拿到会议资料，我们才发现，这次来参加论坛远非九大发起单位，天南地北30多所高等院校经济学院院长（副院长）都来了，其中不乏北大、中国人大、中国社科院等“北派学者”，许多海外知名华裔学者也来了，包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
而当天上网我们发现，网上已经有了关于南方论坛的报道和反响，有学生在网大论坛用“各高校开始实际行动鄙视京霸”为题发帖。院长们也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说法，甚感不安，南方论坛的本意就是开放的，并无南北对峙之意，更不是要形成“小团体”。
沐海风而思革新
经济学院院长们，本身是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者，又担负着为经济建设和经济学研究培养人才的重任。两种身份带来双重使命，南方论坛也同样有着两层变革含义。
最早萌生意向的是厦大的洪永淼教授和上海交大的费方域教授。两年前，他们谈起，南方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且有不同于北方的特色，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经济学人才活跃的大多集中在北方，也占据影响政府决策的“地利”，各种评审专家也多集中在北方。南方经济学者总体比较温和的个性，与南方活跃的经济态势形成鲜明对比。是否可以有那么一个平台，让南方学者也来出出声？
这个创意很快引起了共鸣，反响热烈。“发出与经济发展活跃程度相适应的声音”客观上成为南方经济学者的共同心声，大家希望由几所理念比较相似的学校，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像美国的常春藤联盟那样。于是，9所综合性大学加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走到了一起，共同发起南方论坛，并广邀天南海北的经济学院院长们前来与会。世纪出版集团还将把每次论坛的论文集中起来出版，这样，几年下来，就能呈现出一个南方经济学发展的脉络。
费方域特别向我们解释，南方论坛并不是要拉帮结派，挑战北方经济学者。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少数几个活跃和整个活跃，其意义是不一样的，竞争市场效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南方学者一改低调作风，活跃起来，对经济和经济学发展都有好处。
另一层变革含义，是经济学院对于学科设置、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目标的革新。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的话颇有概括性。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学教育肩负双重使命：为经济改革和开放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指导；为经济改革和开放战略的实施提供高水平的实践型人才支持。然而，在经济学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过程中，教育目标变得模糊不清，教育手段的调整严重滞后。目前大多数教学仍是粉笔加口授，学生缺少接触真实的经济社会的机会。他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主要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经济学家思维的人才。经济学家思维，强调有效率地使用稀缺资源。
品海鲜而讲合作
中国经济学南方论坛是一个开放式交流平台，会员之间平等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是院长们的共识。
有趣的是，院长们在演讲时常常暗藏机锋，竞争意识很强，前一位的发言自豪地说本学院拥有多少位国家级领军人才，后一位就报出一个更高的数字来，第三位则表示“长江”“黄河”并不重要。然而在私下，他们相处得很是融洽，碰到一起就乐此不疲地讨论经济问题，饭桌上一边品尝着厦门海鲜一边也在热议，晚上往下榻的逸夫楼咖啡厅一坐又继续争论。
院长们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一个小小的花絮，论坛上不期而遇一群“复旦帮”。中山大学的舒元教授是“老复旦”了，1973年-1994年在复旦求学、任教长达21年，而今离开上海也13年半了。当初汪道涵先生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董事，推荐舒元去，国家教委也出面动员，他就和同样担任复旦教师的太太下定决心，一起去了。这次到厦门开会，太太也来了，我们看到舒教授保持着上海好男人的作风，对娴雅大方的太太照顾得十分周到。在“大巴”上，我们抓紧时间拉住院长们采访，舒教授被和太太分隔开了，他先安排好太太的座位，到了目的地也是先招呼太太准备下车。已在美国经济学界得到相当尊敬的周林教授、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都曾是复旦学子，费方域教授也自己“报料”曾在复旦读过一年福特班。还有几位年轻的学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的，因为研究计量经济学，厦大以洪永淼教授领衔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特别强，就来到了厦大。见到同为复旦毕业的我们，倍感亲切。
而山东大学的黄少安教授的博士学位是在厦门大学获得的。这位我国第11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国家级领军人才，是近几年活跃在经济学界的“少壮派”学者，主要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他1994年博士毕业，来到山东大学任教，当年年底就被破格从讲师晋升为教授。1996年他和同事创建了山东大学产权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是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产权及其应用的研究机构。
学府之间的渊源，并没有在南方学者的脑中筑起门户，反而促进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学者们心胸宽广，乐于分享。采访中，每一位院长都说，南方论坛的意义在于合作与共享，这样一种松散联盟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在于办成几件实事。
举个例子，学术要与国际交流，就要请国外学者前来，但聘请国外学者的费用比较高，对于单个学校是一项沉重负担，如果几所学校联合起来，分担费用，就好办了。再如优势互补，可以制定教师的互访和交流计划，交大的实验经济学的老师到厦大，厦大的计量经济学老师到交大，双方只是负担来回食宿。这样的合作能在短时间内见效。
“土”“洋”之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的发言有点“跑题”，他讲到了对“海归”师资的看法，讲到了北大不留本校毕业生的政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院如果能终止近亲繁殖，那么，就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了。
不过，本土学者和海归学者的关系如何处理，倒也符合本次论坛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学如果不与国际接轨，也就很难为全球化中的中国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华发满头的邹至庄教授讲了很多，其中一个点子特别有创意：吸引国外的退休学者。美国有100多所经济学科办得好的大学，每年都会有教授退休，建议觅才心切的国内高校可以写信到这些大学问问，有没有教授准备退休，他自己就曾提供过一份包括60多所经济学院院长或系主任联系方式的名单。“退休不是完全没能力，包括我。”邹至庄的打趣，引得全场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位在华裔经济学家中排名最前的大师，年年奔忙，为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办实事、提意见，退而不休。
刘志彪教授快人快语。采访刘教授是会议间隙在临时休息室里进行的，他“溜”出会场抽烟，我们就跟出来把他抓住了。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一桌二椅，他一定要我们坐，方便记笔记，他就站着，间或走来走去。刘教授说，海归学者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融入本土，融入不了的就会被赶走。经济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海归学者拥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研究方法训练，如果能够融入本土，理论结合实际，就能有很大的作为。
费方域教授为我们纠正了一个误解：从海外引进有成就的学者，不是为了立刻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谋。费教授在我们看来颇像一名优秀的经纪人，他常到欧美去寻觅可以引进的人才，与很多海外学者都有交情。他说，海归回来首先是帮助办教育、培养人才，第二是搞科研，第三是帮助组织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然后才是逐渐了解中国的情况、熟悉中国的事情、参与中国的建设。
洪永淼教授和周林教授就是此类学者的杰出代表。洪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三门课授课任务，周教授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每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回国，一边为国内的现代经济学快速赶上国际水平出力，一边用QQ和网络视频电话与远在美国的家人联系……
院长热议中国经济难点
同一个问题，分别向各位经济学院院长询问，得到的回答百花齐放。从中，既印证了南方经济学者们思想活跃、无门户之见，也说明，不同的地域，的确面临不同的困境。中国之大，需要多元的声音。
我们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林教授：能源和污染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瓶颈，不更快地花大力气解决的话，问题会越来越大。现在的流动性过剩，就是过去没有及时解决的后果。小问题不早解决，会越来越困难。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费方域教授：如何在本币升值、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洪永淼教授：顾及弱势群体利益、收入分配问题、环保，这些既是长期问题，也是需要尽快解决的。还有怎样在国际上争取与中国地位相应的话语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舒元教授：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是最主要问题。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天德教授：中国经济，总体上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隐患，如物价、内需、就业问题。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我国目前的经济总体上是过热，但是还不是严重过热。作为中央的宏观政策，最关键的是要继续控制投资增长。关注民生要关注提高最低收入保障、医疗保障等的保障水平，扩大保障面。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够和谐。发动经济成长是比较容易的，宏观调控也比较容易，但要让发展取得平衡，就比较难。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有两个难点。一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完善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没有建立，不能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也难以转变。二是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竞争体系。不保护就没有人创新，技术、管理、营销方面的创新都缺乏动力，无法建立创新－收益－发展的良性循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宏观调控不应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发生暂时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重视宏观运行效率的提高，通过深化改革和开放的战略，形成投资和内需匹配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从而建立起一个良性的价格形成机制。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曾国安教授：难点不是一个，而是一批，如能源、技术创新、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都在考验着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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