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承办的2022年财政学研究前沿暨新百年中国财政改革研究学术研讨会于线上成功举办。研讨会共邀请到20位国内财政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云端，带来精彩主题演讲，累计三百余位师生线上参会，另有五百余人观看会议直播。
上午，开幕式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谢贞发教授主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周颖刚教授致开幕辞。他提到，厦门大学财政学科作为厦大经济学科的重要二级学科，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财税制度与政策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我国财政税收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引领作用，是我国财税人才培养的重镇。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将为新发展阶段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提供更强大的智力支持，也有助于中国财政学科的发展，他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上午的主题演讲环节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研究》编辑部陈龙研究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刘晔教授共同主持。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研究员，清华大学陆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吕冰洋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克中教授，山东大学石绍宾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朱军教授，南开大学郭玉清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明教授，广东财经大学李林木教授，厦门大学刘晔教授先后带来报告。
杨志勇：关于中国财政学发展的思考
杨志勇首先以王亚南先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考为引言，指出不能简单地采取西方理论加中国案例的方式去发展财政学，而需把中国的经济情况作为基本分析材料，向中国财政学迈进。接着，他以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为分界线，从两个阶段梳理了财政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提出财政研究应立足重大现实问题，以现实情况为基点提出政策建议。最后，他总结道，中国财政学要注重多维发展，适应社会人才需求、教育资源配置等的变化，财政学科在分工时也需注重综合，同时，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赋予中国财政学以生命力。
陆毅：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scal Transfer
吕冰洋：中国财政分权的整体性解释
吕冰洋从历史和整体的视角对中国的财政分权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处理央地关系需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同时，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设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不对称和多重目标，在对模型进行多方面拓展和求解后，得出财政分权程度及效果取决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激发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平衡，也用该理论解释了中国现实财政分权的变迁逻辑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他认为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政府主导是弹性税收分成有效率的前提条件，以及财政分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张克中：全球公共财政学：乌托邦与现实
张克中认为，传统公共财政学以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难以响应全球化浪潮下人类发展面临的新命题，全球公共财政学从全球视角分析全球财政问题弥补了传统财政学研究的缺憾。他首先回顾了财政学从传统的国家公共财政学到全球公共财政学的发展脉络，基于世界主义哲学和开放经济的财政理论，尝试构建全球公共财政学的哲学和经济学基础，并进一步从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与融资、全球税、国际税收竞争与合作以及全球不平等四个方面构建全球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最后，探讨全球公共财政学对大国财政建设的启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构建主权相容的全球公共财政体系以摆脱当前全球治理窠臼。
石绍宾：融资平台债务与城商行绩效
石绍宾介绍到，其研究基于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以及对财政风险金融化问题的考虑，利用2007-2014年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和城商行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和非标债务作用于城商行绩效的效果及传导渠道。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不规范的举债行为（举借非标债务）会降低城商行的绩效，而具有市场约束的城投债有助于提高城商行绩效；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通过成本收入比这一渠道影响城商行的绩效；且在经济增速较慢的地区，城投债对城商行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弱，非标债务对城商行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强。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地方财政和金融之间的具体关系。
朱军：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演进与中国发展模式新特征——财政-金融结合的视角
朱军认为中国经济地方政府融资模式自2018年以来可以总结为“项目任务考核制叠加债务资源滚动”这一新特征，其中项目任务考核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弱预算管理”的融资行为则可以实现激励相容，因而中国的经济体现为“有为政府”积极干预不完美的市场经济的特征。为进一步优化这一新模式的发展，朱军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促进新的增长模式与综合考核相匹配，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强化平等参与，明确政府干预的有限范围，强化金融市场的约束功能以防范“债务资源滚动”模式中的风险以及协同财政与金融配合机制完善宏观调控。
郭玉清：引资易与落地难：债务压力下的地方财政可持续路径研究
郭玉清等基于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视角，先构建了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对PPP项目社会引资率和项目落地率的影响，再基于理论研究的结论，通过匹配手工整理的2015-2019年地级市政府预算执行公报中的政府债务余额数据以及财政部官方公布的PPP项目管理库数据，分别构建“引资率”固定效应模型和“落地率”事件史模型。实证结果展示了高债务地区“引资易”和“落地难”的现实困境，尤其是中西部高债务地区难以实现“引资率”和“落地率”的同步提升，因而不利于实现地区财政的中长期可持续。同时他们还为促进地方财政可持续，提出了防范隐性债务风险冲击、引导社会资本流动配置及规范PPP项目的社会引资程序等政策建议。
李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治理功能：企业层级与经营边界
李明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制度的主要政策规定，以及中央文件对国有企业组织边界与业务范围的改革导向，以中国铁建层级过多的弊端为例，将研究问题聚焦于：要求一级企业上缴利润是否会影响企业层级增减和业务范围调整，及其可能的原因。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收益上缴对企业层级影响不显著，对企业多元化经营有正向作用，与导向和预期不符。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可能是主要原因，即收益上缴加大了企业融资约束，推动通过增加层级、开展多元化经营，进行盈余管理和内部融资，出现了反向运动。
李林木：减税降费能否促进企业纳税遵从：来自上市公司和新三板企业的经验证据
刘晔：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政府目标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双元结构财政理论框架的研究
刘晔从利润上缴后国企创新产出所呈现出的三个差异性特征事实出发，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促进了国有企业创新；进而基于双元结构财政理论，以政府双重目标的此消彼长对此进行了理论解释并通过了实证检验。由于创新是企业利润的源泉，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能够在政府层面实现创新控制权和创新收益权的匹配，从而强化政府推动国企创新发展的动机，并相应弱化政府向国企摊派社会负担的动机，进而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制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下午的主题演讲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谢贞发教授主持。中央财经大学白彦锋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范子英教授，浙江大学方红生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毛捷教授，武汉大学龚锋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李建军教授，北京大学刘冲教授，云南财经大学缪小林教授，山东大学汤玉刚教授，厦门大学谢贞发教授先后发言。
白彦锋：行为财政学与当前的财政改革
行为财政学指在财政领域，相同的内容，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即具有框架效应。白彦锋首先分析了碳税问题：相对于损失框架下的“碳排放税”，消费者更愿意选择获益框架下的“碳补偿费”。针对财政“通用”还是“专用”问题，他认为，虽然专款专用符合获益框架，有利于财政筹资，但也容易导致支出僵化，因此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接着，他介绍了“未充分利用的环境”和“未准备好的环境”两个概念。“未充分利用的环境”指政府出台了环保政策，也配置了基础设施，但人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设施。“未准备好的环境”指缺乏宏观政策支持和配套基础设施的环境。因此政府除了宏观政策外，还要针对人们的认知行为做出努力。
范子英：Get My Money Back: the VAT Distortion and 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in China
在经典的财政学范畴中，增值税一般被认定是中性税，不会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扭曲效应，企业也没有动机去操纵增值税纳税行为，因为增值税完全可以被转嫁。但是在现实中，企业虚开发票等扭曲企业增值税纳税行为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范子英与其合作者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由于早期中国没有实施“留抵退税”政策，企业当期抵扣不掉的增值税进项税只能结转到下一期继续抵扣，这对于留抵税金额大的公司而言相当于企业给税务部门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降低了公司的现金流。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应对方式是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将增值税销项税金额做高，从而“拿”回这笔属于自己的钱。
方红生：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国有企业的作用
方红生等的研究聚焦于在经济衰退期，中国政府是否会将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这一问题。他首先定义了三个概念：投资逆周期，即在经济繁荣时降低投资，在经济衰退时提高投资；投资顺周期，即在经济繁荣时提高投资，在经济衰退时降低投资；投资扩张偏向，即无论是经济繁荣期还是衰退期，都选择增加投资。具体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投资呈扩张性偏向，而非国有企业在经济衰退期呈顺周期。2.相较于地方国企，在经济衰退期，央企的扩张更强。3.在经济衰退期，国有企业的扩张性偏向受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更明显。4.政府干预国企的手段是银行信贷。以上研究结果都表明，在经济衰退期，政府会将国企当作提振经济的工具。
毛捷：以债引资：城投债与资金跨地区流动
目前财政收支呈现政府主导、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财政主动加强了与金融的协同配合关系，而地方公共债务作为财政和金融的联结点，我们在认识地方公共债风险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公共债务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毛捷创新地以资金跨地区流动作为切入点，分析城投债为代表的地方公共债务对资金配置的影响。他指出，通过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城投债发挥了以债引资的作用，推动了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但是，这种影响是存在门槛效应的，一旦超过门槛值，这种以债引资的作用将减弱。
龚锋：财政透明度与地方财政健康：来自地级市的证据
中国财政预算从“国家机密”到向社会公开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理论上讲，透明化的财政信息能够强化公众监督，从而可以规范财政行为，这可能是改善政府财政健康的重要机制。因此龚锋等人的文章在于回答 “在阳光下运行的财政是否更为健康？”这一问题，采用实证模型研究地级市财政透明度和健康财政的关系，创新性地用财政缺口来对财政健康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有利于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这一效应主要是通过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作用。龚锋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李建军：税收分成与企业税负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国治理需要治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税制与税率是二者关系间的重要内容。税收分成对理解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与企业的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值税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2016年的增值税分成改革提高了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激励很可能影响企业税负。文章通过2016年增值税分成改革，采用强度双重差分的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得出了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的提高产生的财政收入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增值税税负，提高了企业绩效水平。
刘冲：Local Corporate Taxes and the Geography of Foreign Multinationals
刘冲等研究了地方企业所得税对外国跨国公司地理位置的影响，并量化了各地区所得税的福利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外资企业和企业所得税的可量化空间模型，利用中国两项改革的相互作用，估计了模型的关键参数，即外资企业相对于地方企业税率的弹性。他们的估计表明，外资企业的空间分配对当地企业所得税的变化具有高度响应性。他们的反事实分析表明：（1）2008年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外资企业转移到了中国的中西部省份，使中国的福利增加了0.3%；（2）中国的区域企业所得税竞争将大幅减少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并将中国的福利降低0.5%；（3）中国的最优企业所得税将使中国的福利增加3%。
缪小林：从分配迈向治理——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
缪小林围绕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大主题，介绍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系，重点讲解了研究的制度背景和治理逻辑，发现我国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不断迈向治理，认为要从需求层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将地方政府与社会居民间供需共治融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中嵌套绩效管理制度，为完善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对策建议。
汤玉刚：“租税替代”与土地利用的财政激励：来自中国土地出让市场的证据
汤玉刚围绕财政激励的主题，结合中国的制度特征，认为要从“租”和“税”两个角度研究财政激励的问题。具体地，主要从“租税替代”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行为，重点关注商服用地与住宅用地税制差异造成的商住用地出让价格差，利用空间临近匹配的方法验证了土地市场中的“租税替代”，并在财政激励的框架下探讨“租税替代”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配置结构的影响，分析了“租税替代”的形成机制，最后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研究结论。
谢贞发：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资本跨区域流动
谢贞发关注政府间财政关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的话题，围绕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探讨财政分权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问题，从财政收支分权匹配的关系介绍了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并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角度刻画财政收支分权非对称程度，分析财政收支分权非对称程度对企业微观层面资本流动的影响，从财政体制的角度丰富了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我国实现各级政府间财政责权利的统一以加强市场化建设和助企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经济学院 周梦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