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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期】转载《经济学家茶座》: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大洋...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大洋两岸的对话

本文于2009 3 1 日中、英文同步发表中文版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三十九辑 2009.1 英文版发表于: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网站www.cigionline.org

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1995 年,林毅夫教授就曾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 < 经济研究> 创刊四十周年》一文中,系统阐述过这一问题。十多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者、留美学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经济学家茶座》也刊登过大量的相关文章。

今天,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John Whalley 教授的注意。John Whalley 教授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在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近年来,John Whalley 教授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这篇文章最初就是源于他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之间的一次日常学术讨论。当一些国内学者看到这次讨论的记录稿后,均建议将其发表出来,以期引起国内的经济学者和学生的再次关注。John Whalley 教授担心自己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理解不全面,建议邀请余永定、汪同三、李实等几位与他熟识的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进行补充和评论。借此机会,我们还邀请了田国强、陈智琦、洪永淼等海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王诚、姚洋、张军等经济学期刊主编,以及多位青年学者共同汇聚畅谈。

与以往几次讨论不同,本次讨论起源于一位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谈话,讨论跳脱了早期的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争,在现代经济学语境前提下,探讨了国内青年学者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泛用模型问题,探讨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纯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探讨了国内青年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事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既有经济学名家的点拨传授,也有知名青年学者的科研体悟;既包括学理的、方法论方面的讨论,也涉及到与学术研究相关的更广泛的话题,下面是一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客上发出的困惑:

经过这些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经历,发现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我自己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不是技术方面的。

1、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和首要条件是什么?—— 我认为,可能是良好的品德。

2、作为一个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金钱?虚名?推动学术进步?

3、作为一个学者,如何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 追逐热门?个人兴趣?现实中的关键问题?

4、作为一个学者,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追逐前沿方法?采用适合的方法? (吴一平,浙江财经学院)

也许,这篇文章会给跟他具有类似困惑的青年学者和学生一些启发。

一、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观点

(一)John Whalley 教授访谈

John Whalle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国际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欧洲经济顾问组织CESifo 全球经济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员。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曾任《The World Economy 》杂志主编。

近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多次到中国,和政府部门、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关注,许多青年学者试图跟随和仿效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但是,北美和欧洲杂志论文里用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很多并不适用于直接拿来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我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些调整和修正,比如在简单的经典最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东西,诸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全民所有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它。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似乎忽视了中国国情,一味机械地模仿国际杂志上论文的范式。仅仅简单地将新古典主义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能会导致错误。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部门结构,这与外国的部门结构大不相同。另外的一个特点是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而非个体身份认同。我读过一些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描述的效用函数是商品消费和休闲的函数,没有考虑到家庭。而在中国,每个人是在为家庭工作,个人的决策考虑了家庭利益,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需要给出家庭的效用函数。西方文明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东方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单位,儒家认为个体始终处于个人、家庭、社群的网络之中。

如果仅仅将西方的模型不做任何修正的直接套用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就我在中国的经历而言,我和不同年龄的中国一流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当我和正居于决策层的一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如六十或六十岁以上)交流时,他们对此现象也忧心忡忡,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他们对这些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了解并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持谨慎的态度。所以,我感觉目前正居国家决策中枢的资深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和知识结构上的代沟。青年学者希望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能更快速地向西方靠近,但如果忽视了对中国现实的关注,这可能会有些问题。

有一些中国青年学者重视钻研模型技术,而不太关注中国经济。据我了解,可能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专业晋升中很重要的条件。一些青年学者认为,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是在北美和欧洲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提高国际排名,以取得职业晋级,而国际期刊通常没有关注中国经济的特性。在政治科学中,美国政治和加拿大政治是不同的课程,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迥异的。在经济学中,通常将马达加斯和法国、美国按相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但是,应该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要。

 近三十年来,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来进行政策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应该更重视文章的思想性,而不是模型中有多少个方程,以及方程结构的细致程度。此外,对于数值模拟得出的结论的应用要审慎,这些结果是参考性的,而不是精准的,不能直接精确地用于政策决策,而仅仅是提供适当的方向性的指导。

美国金融危机促使西方经济学者加强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我想,这对中国学者或许也会有些启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青年学者而言。

(以上文字稿源自2008 10 16 日下午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John Whalley 教授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的一次随意学术聊天的记录,基于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的关心,John Whalley 教授接受了中国学者的提议,同意将上述聊天记录发表出来,并建议能邀请一些中国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补充,以免自己的观点有偏颇。)

 

(二)几位学者对John Whalley 教授观点的补充和评论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张顺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学特聘教授,加拿大西安

大略大学访问教授(2000.9-2006.9)  王一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系副主任 陆  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世界经济文汇》编辑郑兵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余永定:

我和John Whalley 教授是老朋友了,我们就此问题有过一些交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照搬外国理论的情况很多。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情况稍有不同,由于通常以问题为导向、为政策服务,所以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太严重。相反,我们在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进行分析方面,还是做得不够。

汪同三:

John Whalley 教授和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现代经济学的大多数理论依赖的自由市场等假设与中国(甚至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有较大差距。在用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既不要因为它同中国经济现实的较大差距而全盘拒绝,也不要因为其理论框架的成熟完善而直接照搬。

就数学的作用而言,它作为一种工具,对经济学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否认和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等都分别强调过数学在各个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经济学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认为:一种学科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在辑入《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一则札记中写道: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成熟的程度。尽管数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经济学终究不是数学。数学作为工具是为经济学研究服务的,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数学工具的使用应该以有利于解释现象、解决问题、阐述观点为原则。

李实:

John Whalley 教授与中国几代经济学家都有交往。在上世纪80 年初来中国访问时结识了浦山先生,后来两人成为挚友;80 年代中期曾邀请赵人伟前去加拿大西安略大学作学术报告;近几年他接受了多位国内中青年学者到加拿大学习、进修、做合作研究,我所熟悉就有岳希明、辛贤、张顺明、刘晓昀等。从2005 年开始他与我一起主持“IDRC/CIGI 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络项目,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内青年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的贫困、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等问题,三年下来该项目已资20 位青年学者。通过密切的合作,我对他有了更多地了解,明显感觉到他对中国学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爱。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找各种资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帮助中国学者提高研究能力都是出自真心的喜欢,而不具有任何的个人功利性,这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地方。

据我所知,对国内部分经济学者(不仅仅青年学者)只注重分析技术,忽视问题重要性。对这一倾向的担忧,在国外学者中不止John Whalley 教授一人。牛津大学的John Knight 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曾提到他一次去非洲访问,看到那里的博士生们虽然熟练地掌握了最新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但对本国的经济问题没有什么感觉,在英国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下去他们很难成为好的经济学家。我认为,John Whalley 教授对国内青年学者的提醒非常及时,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也经常告诫我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多学一些分析技术是必要,要做到有一技之长,但是不可以把分析技术看成万能的(当然没有现代的分析技术是万万不能的),它只是做出有价值研究成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当我们把中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时,对中国国情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对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解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经济实际状态、运行方式的熟悉,二是对统计资料的熟知,三是对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认知。在一定意义上,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我们接受的理论大都是舶来品时,不可不重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匹配性。

张顺明:

我跟John Whalley 教授学习、合作研究多年,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Whalley 教授从1980 年代开始访问中国研究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教学研究有很好的了解。他一直强调要用经济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重要问题。

中国需要独特的经济学吗?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2008 5 月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和厦门大学还联合召开这个专题的小型研讨会。Whalley 教授认为我们是用经济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经济政策,不涉及到是否需要中国经济学。

关于可计算性一般均衡,Whalley 教授是奠基人之一,他是1970 年代初开始用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模型研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的。中国在这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李善同教授。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对这个内容理解不够好,一是对经济理论掌握得不够好,二是数理基础不够扎实,所以应用起来经常出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加强培养中国青年学者,好好研究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

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特别是SSCI 检索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越来越难,我们应该强调和重视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说明你的论文被国际上学术界的认可,当然应该是职称晋升的标准;国际上排名好的大学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为什么不呢?我们应该有一部分学者做出高水平的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问题是中国很大一部分学者不作这种国际学术标准的研究,他们一直盯着国内的《经济研究》等杂志,不求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也就不会作国际上认可的研究,也不会指导学生作这种研究。结果他们往往把标准定为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有的还排斥国际学术期刊。特别地,国内的考核是要每年算分的,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很容易,这样可以评先进、升职称;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既难又慢,显然处于不利的境地,你完全可能三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学一学国外,用五六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考核期;如果你六年的时间里还没有发表论文,我不能说你很弱,但是我可以说你学术上不够强。

王一鸣:

我和John Whalley 教授是在2000 年认识的,此后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Whalley 教授研究的经济问题很广泛,他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尤其在公共财政、国际贸易、WTO 协议等领域研究突出和著名。他非常擅长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方法进行经济政策及其效应评估研究,他的研究很注重经济学理论含义而不在于精细的预测,比如说他的一些文章出人意料地给出与现有经典文献结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也反映出他的理论功底很深厚和经济学感觉极佳。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兴趣,每年都要多次来中国的北京、上海、厦门、四川等各地调研和学术交流,已做出了大量有针对性研究并部分已在国际经济学术刊物上发表出来。因此Whalley 教授是一个既娴熟西方经济学,又比较了解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风格的人,他关于中国经济学者研究出现的问题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我非常赞叹Whalley 教授对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中所存在现象的敏锐观察。对他提出的问题,我也给出自己的几点看法:首先,我们中国经济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应该注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其次,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也应该借鉴西方经济学使用数理模型研究的范式,但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该模型是否适合我国的情况,即其假设条件是否成立或是否过于简化抽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此时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不能忽略可能起关键性影响的中国特有因素变量或部门。但有一些模型,尤其时间序列模型,还是基本上可以照仿进行变量或变量间动态分析;第三,在数据处理上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数据变量的定义或界定,比如说边际成本里到底应包括哪些部分。数据如有问题很难想象其结论是可靠的,而这方面我们很多人则显得更加随意,当然这有在国内数据获取困难或所获取数据质量不佳的原因。还有,很多模型里涉及的系数,在国内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或严格的确定,这对我们研究造成困难。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模型处理中注意中国因素、模型条件的成立或近似成立,再加上数据处理得当,是可以很好地用来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也是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另外,我们在反对西方数理模型随意套搬的同时,也要防止在没有数据和模型检验的前提下,轻率地凭教科书上经济学理论给出结论或建议,抽象空谈论经济现象和政策也有像随意搬用数理模型一样照搬西方东西的危险。

 

陆 铭:

关于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多年前,Dwight Perkins 就曾撰文,以他在韩国的类似经历提醒中国学者,要小心地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以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John Whalley 教授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参加了Whalley 教授和李实教授共同主持的“IDRC/CIGI 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络,和他有过很多次交流。Whalley 教授谈话中体现出来的一些想法,是非常需要给国内的青年学者们了解的,特别是当这些问题由对构建模型有深入了解的一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提出,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来记录历史,把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讲清楚。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拥有的经济学知识不适用于中国,恰恰相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解释中国事实的很多方面,但也肯定不是全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构成了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比如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基于家庭的社会资本,还有户籍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于这些结构性特征的正确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结构性特征与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嫁接能够给中国的事实提供更为准确的解释。等中国的事情讲清楚了,也许在整整一代人,甚至更久以后,那时的经济学家将能够更为科学地总结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含义。当然,前提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是可持续并且可以被借鉴的。

中国的发展体现出了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互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所缺少的,只是在最近这些年才越来越被重视,这其中,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中国的学者们除了要发表论文以外,真正的懂得中国经济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郑兵勇:

我跟John Whalley 教授也谈起过这个问题,不过在我看来,他这种担心是太多余了。John Whalley 教授是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博士时的老师, 在读博士的几年中,我就经常跟他聊,谈自己的研究,也谈中国经济,几年下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对中国问题一直很热心,每年都会到中国来。2008 年两次到上海,他都到上海财经大学来,他和我谈了很多中国经济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每次跟他谈起我自己的研究时,Whalley 教授都喜欢说一句话,年轻的经济学者都喜欢也应该做些技术性比较强的研究,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学术圈的承认。但等到自己在这方面已有所成就,就喜欢做一些比较简单但思想性强的研究。这个时候,由于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名气,你的研究也很容易被别人接受。在我看来,Whalley 教授的这个建议也应该同样适用于当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青年学者。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了解还很不够,因此在现阶段,鼓励年轻学者多用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发文章,未尝不好。这就像中国现在一些已经做得不错的工业,比如汽车工业,航空业,先模仿别人,再搞自主创新。只有第一步成功了,才能站稳脚跟,才有资本搞自主创新。如果没经过模仿阶段,就谈自主创新,那不就如同初生婴儿,爬都不会就要他跑一样了吗?

回国这两年来,我也听到不少批评,认为我们这些海归学者都只顾在国外发文章,不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实际上,不是我们不想研究中国问题。说实话,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中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就集中精力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也不能做出太大的贡献。

第一,这些问题都很难,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就可以解释的,对我们这些博士刚毕业没几年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更加困难。虽然我们在国外大学受过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系统训练,但就研究能力来说,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处于最初的学习阶段,对大问题难题的把握能力还不强,要想一下子独立解决很难的问题不太现实。因此,还不如先发几篇文章,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第二,在学术界,要想让别人接受任何与主流思想不同的东西,并不容易,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尤甚。目前中国很多年轻学者的学术能力还远未被别人接受,还处在Whalley 教授所说的第一阶段(年轻时候),人微言轻,即使自己的研究很有新意,也很难引起别人注意,让人接受。如果你的研究不被人接受,那也难有太大贡献。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要让学术圈认识你,了解你,只能通过发文章来实现。当别人已经认识你,知道你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你的一些结合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研究也才容易被人接受。


蔡跃洲:

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和John Whalley 教授合作了三篇论文。他开阔大气的视野、对经济问题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经济学精髓的把握,让我大开眼界。在跟随Whalley 教授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Whalley 教授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数学模型、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等多方面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和帮助。在他的教导下,我对数学模型在经济学研究,尤其是现实政策性研究方面研究中的定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经济计量等在内的模型,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抽象。基于模型得出的结论很难做到准确,但可以提供方向性的参考;数学仅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在运用数学工具时,只有当边际增加的复杂性能够带来边际上更多更好的对于现实的刻画时,才是有效率的。如果能用简单数学说清楚的问题用简单数学即可。

事实上,Whalley 教授的研究正体现了上述风格。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领域的大师,Whalley教授并不推崇过于复杂的模型,而更强调文章的思想性。经常可以看到他从简单模型出发,针对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精妙应用。近几年,他还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很多重要的中国问题,如人民币升值、贸易不平衡、户口制度、增值税等,很多处理非常巧妙。Whalley 教授也很赞赏Krugman 教授的研究风格,认为他的模型虽然简单,但非常有说服力。

此外,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经济问题,我们几个和Whalley 教授一起工作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除了Whalley 教授所提出的模型适用性等技术方面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方向选择。Whalley 教授认为研究中国的劳动者供给行为时应该建立家庭的效用函数,但如果对中国经济学者进行研究,可能还需要做些修正,因为除了对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外,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还考虑了对国家的责任。很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具有牵挂民族、心系苍生的胸怀,他们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寻找中国道路,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学术报国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二、海内外经济学期刊主编纵横谈

田国强: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AMU )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hina Economic Review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Co-Editor

陈智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厦门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共同主编(Co-Editor

王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副主编、

编辑部主任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经济文汇》主编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世界经济》副主编

田国强:

当前,中国经济学科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这与20 世纪40-50 年代现代经济学在美国初期发展时的状况有些类似。对于现代经济学,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第一种是基本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第二种是泛用模型,即不考虑由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简单地套用,而不管这个理论模型的假设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和制度环境是多么的脱节。

John Whalley 教授在他的谈话中重点强调了第二个问题,即泛用模型问题。对于此问题,我同意John Whalley 教授及参加本次讨论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想强调的是,在重视上述第二种倾向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另外一种倾向,即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消除这种倾向也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完全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可以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一门学科,有着一整套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并发展出了许多分析工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取向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从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泛用模型则是方式和技术问题(当然也会造成很多,甚至是非常大的问题和失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就像小孩学大人讲话做事,尽管不是这么一回事,或像年轻人做事还不熟练,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越做越好,没有太多担心的必要;就像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一样,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存在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解决的,但改革方向一旦错了,一切都没有戏了。所以,我们应该防止那些用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来完全否定现代经济学作用的倾向。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原理、研究方法所提供的许多分析工具是无地域和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文中,我详细的阐述了这一问题。所以说,对于青年学者和学生而言,无论是做纯理论的研究,还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理论和分析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将其本土化,并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对中国经济及其体制转型做出了让人信服的研究的经济学家,正是那些真正掌握和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原理的人。

其次,我想谈谈如何看待某些经济理论结果与现实脱节的问题。由于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经济现象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往往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是相对完善的。尽管这些理论不适宜直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努力的目标。这样,许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就为我们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参照系和基准点(benchmark), 让我们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以及现实和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从而,我们在研究偏离了理想状态的现实问题(如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需要对所提供了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经济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正,并与之进行比较,大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都是如此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不少人正是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没有很好地理解,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误区。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一般的经济理论往往会与某国、某地的现实脱节,但在应用上,则必须让所应用的理论尽可能接近现实,或发展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后面还会谈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大多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来协调经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那么,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首先要弄清各类改革的子目标和结果应该是什么。但要注意的是,目标不等于实施过程。提出目标是回答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实施过程则是回答怎样做才可以达到所提出目标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弄清楚如何改革和怎样实施的问题。这首先需要充分考虑到可行性、可操作性,也就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即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给出(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也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在约束条件下,进行取舍和选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而,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就需要对提供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但不管怎样,分析问题的框架和研究方法都是一样的,并且不少分析工具(如:供给需求基本模型、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都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现象。现在还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对这个问题总是感到迷惑,一个原因就是对现代经济学缺乏良好的训练,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改变这种现象。

再其次,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我们不可能拿社会做实验,因而在做现实问题研究,应用某个经济理论提出政策性建议时,需要非常慎重,注重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适用范围,即边界(先决)条件的。只有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才会通过经济理论(也许需要发展针对相应问题的新经济理论)得出符合逻辑而又切合实际的结论。只有对所涉及到的经济学基本理论有一个较好的掌握,充分注重或弄清楚所应用的经济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具有良好技术性训练的海归在这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讲,对中国问题把握较好的本土学者与海归学者合作进行研究,也许会产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确保所提出的经济政策应对得当。否则,一个政策建议不当,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后果。比如,这次美国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即忽视了金融行业的巨大外部性(传递性),放松了金融监管,导致机会主义者疯狂逐利,从而使得市场泡沫不断膨胀直至破裂。

再比如,国内对于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把握和应对就很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为什么在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全相反?并且正反两方面政策力度均是如此之大?这说明在理论指导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在判断经济形势和预测经济景气这类政策性研究时,不能够只看重经济数据。数据在许多情况下对短期预测和检验理论当然有用。但经济数据在有些方面,如在预测经济景气的情况下,可能有它的局限性。那么,一个政策怎样才能具有前瞻性呢?靠什么来让我们得出事前的结论呢?这就是经济理论的逻辑技术分析。也就说,只要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就会通过经济理论得出逻辑的结论。例如,我和曾担任过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早在去年6 月份写的《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关于解决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膨胀两难的政策建议》一文中,通过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三大成因,得出了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正不断累积这一结论,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等六大综合治理措施。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基本理论的训练和分析工具的掌握,就显得非常必要。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大批中国学者瞄准国际研究前沿,在理论创新和提供分析工具研究做出贡献,在具有共性的研究方面具有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研究的成果才会得到别人的重视。

下面,我想谈谈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以及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道路的探索的问题。

过去十年多来,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的期刊如《经济研究》在引导国内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面刊登的文章大多写的比较规范,很多都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与国际研究水平相比,国内的经济学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如果我们将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发表文章的归类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理论的创新,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结果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如博弈论、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在这方面,中国的研究水平和国际相比差距很大,这些差距体现在原创性、发表论文数量的差别、研究方法、以及文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的差距。很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其实也可能在其中包含很多经济思想,模型背后体现的是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如一般均衡理论、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第二类是现实问题的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研究本国问题当然占大多数,而研究国外问题占少部分。而中国经济学期刊基本只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等。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有着独特的优势,虽然有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时没有优势,我没有看到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有过什么像样的研究。

其次,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在选择稿件时的偏好(也许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也是有所不同的。国内的刊物侧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不太注重(也可能是由于对现代经济前沿了解不够,很难做出)现代经济学纯理论方面的创新性研究。国际期刊以美国经济刊物为例,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最注重的是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组织理论、产权理论、或针对某个经济现象给出理论解释等。也有一些是为建立参照系和基准点而发展出来的理论,这些理论假定比较理想的经济环境,如信息完备,零交易成本或市场经济制度规范,离现实较远;其次是对美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三方面是对他国经济问题的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如钱颖一等都作出了很不错的研究成果。一些国际刊物,如《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问题。我认为对于本土学者来说,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的学习和掌握,其次要发挥自己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好把握和了解的优势。此外,应该有开放的心态,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拓展,如既可以和国外学者合作,也可以和海归学者合作,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质量,实现双赢。对于海归学者而言,在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环境相比,国内工作带给他们的优势,就是身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中,对中国现状比较了解,所以做中国经济问题有比较优势。不过,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海外学子毕业回国后就立刻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现实,老一辈经济学者有很好的把握,很多海归青年学者虽然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由于对中国现实把握不够及认识不深,回国后立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只是进入经济学研究这一终身事业的门槛,初出茅庐的海归博士往往对中国现实问题把握不足,对经济理论的训练和掌握也不够,不太可能提出深邃的经济思想,做不出什么高质量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并且,由于名气不够,即使做出了较好的研究也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不利于个人学术生涯的发展。我个人是做纯理论研究的,直到拿到终身教职几年后才开始做中国问题研究。我看到不少刚毕业时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由于没有将内功练好(理论功力及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足),就立即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后劲,加上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迅速上升,新人辈出,让人感觉这些人所做的研究越来越差。

总之,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就是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切身和相对深刻的认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近水楼台之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为了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其成果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掌握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我们也需要有相当一批人瞄准国际前沿,做纯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不单单是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有这些,都需要青年学者学好现代经济学,掌握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注重培养自我学习,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博士毕业后仍需要加强学习,培养出可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能力,由于人生学术生涯有好几十年,当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进而再去做一些政策性问题研究也不会太晚。


陈智琦:

我认为John Whalley 教授的谈话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看待中国一些高校中的青年经济学教授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完全同意Whalley 教授的观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应该注意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特质,并将其纳入到研究的分析框架中。Whalley 教授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国有企业等的观察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这体现了他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然而,我想补充的是,将中国经济的这些特征纳入分析框架,这不仅仅是对中国青年学者的挑战,而且是对所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挑战,不论这些经济学者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和Whalley 教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中国青年经济学教授致力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一个好现象,而无需担心。尽管我认为对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和参加政策讨论是经济学者的重要任务,这个角色通常由更有经验的经济学者来承担,他们可以超越单个模型而对整个经济做出全面正确的判断,而年轻学者容易拘泥于个别模型,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我并非倡导青年学者不做政策研究,但我认为,总体上看,如果多数青年学者专注于追求知识(如学术研究),他们所掌握的学术前沿的知识和技能将被更好的得以应用。从这个角度看,事实上,中国学者在做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能力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令人惊异的现代化速度相比,中国经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相当缓慢。虽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研究中已经很普及,但是从严谨性和尖端性看,中国的研究成果的平均质量仍显著低于国际标准。正如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制造能力,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思想界参与国际竞争,如致力于在国际期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加速中国经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基于这个原因,我赞同中国的一些一流高校已经采取的措施,为青年经济学教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提供条件和激励。

 

王 诚: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绩令世人瞩目,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遇到严峻挑战。在经济学界,如何看待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而这也正是John Whalley 教授所提出的问题。

John Whalley 教授的言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研究者的自由探索精神。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自由探索学者主要受到食不果腹的困窘和专制政权的随意压制和迫害,那么现代社会学者的自由精神则主要受到流行思维规范、主流期刊标准、基金会导向、职业阶梯压力、中产阶级生活攀比和一定的行政升迁机会等因素所奴役。今天的经济学,有一部分是自由探索的结晶和精华,也有一部分是自由探索的次品,更有一些在各种奴役压力下产生的结果。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分清经济学中的精华、次品和奴役品。学问在本质上是兼济天下的公共产品,但真学问产生的必要前提是学者精神上的独善其身

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注重形式之美,强调科学化和规范化,它在简单的假设和公理基础上,借助一套界定良好的概念,通过抽象化和逻辑的推理,建立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发展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体系中不断进行修补和完善,而不要走出这个体系到现实中去。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套理论体系也充满争议,而由这套理论体系得出的政策建议也经常在实践上碰壁。经济学的科学化,仅仅在科学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过程定义上是正确的。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化理解为对经济现象研究的封闭化、单一形式化和数学化,则可能陷入误区。作为经济学者,除了知道常用的分析工具以外,了解经济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物理学和化学从来不需要一门理现象史化学现象史,也不需要区域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