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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淼:年轻学者不应过早“拥抱”媒体

(本文转载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公众号,内容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对洪永淼教授的专访)

    洪永淼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创院院长,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

    作为站在中国计量经济学峰顶的人物,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学界广为人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士,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至2010年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2014-2018年连续5年入选Elsevier“经济、金融和计量经济学”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2018年入选东方网、美国侨报“中国留学生的四十年(40人)”代表人物。他曾借鉴物理学的分析方法,独创性地提出广义谱函数分析方法,应用于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

    近年来,人们可以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和通俗出版物中看到他的观点,听到他的声音。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很多主流媒体,洪永淼教授解读经济形势和政策,介绍WISE的办学理念和举措。2014年,他撰写了《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一书,基于亲身经历与案例分析探索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的途径及发展趋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经济学家有责任发表大众化、科普性文章。”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办的第四届PKU-NUS数量金融与经济学国际会议期间,洪永淼教授谈起了自己关于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学者如何面对媒体的思考。他十分强调经济学家的社会作用,认为经济学家面向社会公众的一些文章和理念,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正如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经济系教授Daniel S. Hamermash所说,在地方电视台亮相一次,经济学家可以触及并可能影响到(尽管是在很短的时期内)的人数会超过40年教育生涯所接触的人数。

    “这一点我也看到了,在中国尤为明显。”洪永淼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在媒体等公共平台上发声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参与,表达和传播专业的观点和建议也可为政府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供参考,进而推动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他认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让决策者认识经济学家

    在洪永淼教授看来,当今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可惜“酒香也怕巷子深”,无论是政府机关、商业领域的决策者,还是各行各业的社会公众,都很难感受或接触到他们。事实上,从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到商业领域公司的日常运营的大小决策,都需要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出谋划策。这时候,那些无法区分学术作品质量高低的学术“圈外人”,自然而然地会把经济学家们在舆论场中的出场频率和声量大小作为选择和判断的依据。

让大众认识经济学

    尤其是让年轻人认识和了解经济学研究。比如,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绝大部分学生和家长并不懂得究竟何为经济学,何为经济学研究。此时,一篇通俗的文章或一个电视节目就可以帮助他们走近经济学,甚至可以引领青年学子走上经济学之路。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最后一段中所指出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其影响力都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大。事实上,这个世界几乎全部由这些思想主导。”

    但同时,洪永淼教授强调,无论是政策咨询、通俗文章还是媒体发言,对于经济学家本身而言都只是“锦上添花”,而且对年轻学者尤其如此。他曾在受访中不只一次地提到两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案例。

    上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成员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求职,经济学系招聘小组在认真评估申请人的学术贡献后,建议不予聘用,即使申请人作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成员,可能有助于提升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几年前。那时,洪永淼教授参与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社会科学领域某位教师是否有资格获得终身教职的评估工作。受评教师经常在报纸发表文章且接受电视台采访。但,在决定其是否符合康奈尔大学终身教职条件时,评估委员会虽然肯定其在媒体发声对扩大康奈尔大学社会影响力的贡献,但依旧坚持终身教职聘任应着重考虑其学术贡献,而不是“社会影响”。

    “年轻学者不宜过早地‘拥抱’媒体。”洪永淼教授强调,年轻学者的学术思想还没成型,学术地位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在学术生涯的最初阶段,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学术研究上面。当今学界,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学术贡献,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学术论文。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作为年轻学者,应该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的学术地位以后,再考虑发挥一些“额外”的作用。

    在洪永淼教授看来,同舆论场的交流相比,参加专业性的学术会议,进行同行之间的交流讨论才是精进学术的不二法门。在闪光灯和大荧幕中的摸爬滚打只能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对学术水平的增益十分有限。如果一个年轻学人过早地热衷于建言献策,忙于大众化、通俗化的演讲,或者发表散文式的经济学文章,那么很可能会浪费其宝贵的科研时间,甚至断送其科研生命,毕竟科学研究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复返。

    进一步说,只有当一名学者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足够深入、足够成熟的时候,才具备全面总结的条件。他才可能对于专业问题产生深刻的感悟与理解,才有能力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阐释抽象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洪永淼教授认为,写普及性文章,在媒体上建言献策,乃至编写教科书、学术论著,应该是一个学者到了研究生涯的成熟阶段才可以做的事情。
(采访: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