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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期】汪同三教授

人物名片
         汪同三,湖北蕲春人,1948年7月生于江苏南京。主要学术专长是经济模型,长期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数学系,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至今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1987年再次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0年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期间,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再次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有突出贡献的博士毕业生”称号,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现任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主要代表作有:《宏观经济模型论述》(专著)、《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合译)、《大道理论与大道模型》(论文)、《对1991年、1992年的经济预测及分析》(论文)、《中国客观存在观经济坟量年度模型和分析》(论文),参加写作和编审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一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汪老师在数量经济学学术界德高望重,但在现实中却十分地和蔼可亲。尽管此次行程十分紧凑,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请求,并在午饭过后、前往机场之前尽力抽出时间配合我们。而且在采访过程中,汪老师有问必答。他的声音有一股平和的力量,叙事说理娓娓道来。这既源于汪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力,也源于他平易近人的待人方式。
 
研究体会】
       采访伊始,我们请汪老师介绍目前国内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汪老师认为,中国的数量经济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和国外研究水平有一定差距。虽然中国数量经济学的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是就现在的数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不利于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甚至说是数量经济学的存在都是不允许的。那时候被批评说数量经济学只能是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服务。所以说我们是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因为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就没有数量经济学。现在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而一门学科的发展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说要发展中国的数量经济学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要继续虚心地向国外学习,学习他们发展数量经济、计量经济时理论、方法论的先进性,不断借鉴国外学科上的新发展,另一条腿就是要怎么样做到中国特色。我们做任何问题、包括做学问,都要想怎么样使它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只有具有了中国特色,才能够真正成为能被中国使用的东西。而且结合了中国特色,就会使中国数量经济学找到一些特殊的生长点,那些在非中国环境中不需要研究。例如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和克莱因教授建立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之前,其他国家的经济模型,比如那些西方的一些经济大国他们的模型都是需求导向的模型。比如国民经济统计中GDP有三种计算方法: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西方国家的模型都是以支出法为基础的,他们的基本方程是投资方程、消费方程和外需方程。中国特色就是以生产法为基础的,都是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的生产方程等等。现在也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生产法的模型,也要去想他们那个支出法的模型,用投资和消费来计算GDP也有他们的优势。结合国外的多数方法和我们中国的特点来做一个分析,就是从长期发展来看,是生产法最好,要看你的供给能力,例如潜在增长率。但是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总会遇到短期波动。短期如何维持经济的稳定,那就要看需求,例如我们强调要扩大内需,去看消费怎么样、投资怎么样、外需怎么样。西方国家不管长期短期更多地侧重需求导向,中国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十八大提出的建成小康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需要坚持供给导向。
       由于汪老师长期从事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方面的研究,我们便请他在谈谈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展望。汪老师从时事出发,认为:十八大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GDP翻番、人均居民收入翻番。这个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GDP翻番我们比较有经验,最早在刚刚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年里翻两番,十六大时又提出头十年要翻一番,还提出人均GDP要翻番。提出人均,就是在数量的基础上还要注意质量。十八大的人均收入是一个新的提法,给我们数量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因为人均收入翻番涉及到更广泛的内容,它有几个条件:第一经济要增长,这和GDP翻番相联系;第二、经济结构要调整,现在我们的投资过多,消费相对太少;第三、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其更为公平。这些因素我们怎么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是新的任务。这又回到两条腿,既要向国外学习,又要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来促进中国数量经济的发展。
       此后,我们组内一位对中国经济较有研究的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学术问题:在众多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文献中,对中国基尼系数的统计差距特别大,在0.3至0.75间浮动。该同学请教汪老师研究时是如何选择数据的。汪老师认为,第一,基尼系数的计算依赖于对收入的划分。等级划分粗细的不同,会引起统计结果的不同。第二,差异的存在也源于数据源的不同。因此统计时最好采用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尽管目前中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是最权威的,也是我们能获得的最好的数据,因此研究时最好以此为数据源。在挑选基尼系数时,不妨采取多数原则,采用广泛接受的值。
 
寄语青年】
       由于汪老师是国内自行培养的第一批数量经济学博士之一,我们请教汪老师对国内数量经济学说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意见和建议。汪老师十分谦虚地说,他所在的社科院以研究为主,在所者以研究人员居多,学生不多,所以在这方面经验不多。但是有一条是需要研究生们谨记的: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后期做论文的过程中,需与实际相结合。
       此外,针对目前众多硕士生在投身业界与投身学术之间犹豫不决的现状,我们请汪老师介绍他当年如何做出抉择的。汪老师便谈起了他的自身经历。他当年研究生毕业时正碰上大学生分配制度改革,所以他去中信工作是一个偶然。在中信工作半年后,发现不适合自己,所以重新回到社科院。汪老师认为自己的经历是过去式,不适用于现在的环境了,但是,在选择毕业去向方面,还是有两条通用的原则。一是从兴趣、从能力出发。汪老师风趣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都是劳动的奴隶,但是如果从兴趣出发,“奴隶性”便会少一点。二是机遇。兴趣与能力是可以挖掘的,但是机遇确实可遇而不可求的。
 
      采访汪老师的过程是愉快的,然而愉快的过程往往都很短暂。转眼间,时间到了,汪老师得去赶下午的飞机,但他还是耐心地与我们合影留念。看着老师匆匆离去的身影,不难猜出他的行程之紧,但他还是安排不短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心中都洋溢着感激之情。
 
 
(WISE2011级硕士生 刘丹 2012级硕士 彭宇嘉 王音童 杨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