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摘要
   
本文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结合当今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阐述建设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时代意义与国际意义,并通过厘清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包括如何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理论成份与运用定量分析等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创立中国经济学派。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  定量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历经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一是以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1776)的《国富论》为标志,西方经济学著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特别是郭大力和王亚南花了十年时间翻译,于1938年出版马克思《资本论》三大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但是,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经济学教育,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学派为主。二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与此相适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包括学习借鉴苏联科学经济研究所(1954)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 (1951)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则作为经济学说史的一个研究内容,成为一个思想流派,而且经常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三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内再度掀起了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热潮,随着现代西方经济学逐渐流行,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上的差距也迅速缩小。关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详细介绍,参见王广谦(2014)。

    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2015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政治经济学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已有不少文章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这是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重要的变化与发展。但是,一些学术论文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时,存在一些误解,这显然对推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并无助益。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结合当今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阐述建设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其时代意义与国际意义,并通过厘清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以此抛砖引玉,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并为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第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第三,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第四,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时,是否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如果可以,应该如何借鉴?

    经济学旨在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与分配的问题。资源配置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是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经济学包含政治经济学,而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济学框架下,可提出很多问题,如:(1)什么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可以得到最优配置?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最快发展?(2)什么经济制度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可以让社会全体成员获得最公平的分享?

    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经济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效率与公平。效率主要指稀缺资源优化配置,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自然过程,即物质的生产方式。公平带有价值判断,主要是指物质财富如何公正、合理、平等地交换与分配,这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如果我们将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机制或体制分开,上述两个基本问题就可细化为以下问题:从制度角度看,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证既有效率,又确保公平?在一定的制度下,什么样的机制(如计划、市场或其他调节手段)能够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同样地,在一定的制度下,什么机制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由社会全体成员公平分享?此外,经济学还应该研究在一定制度与机制下,经济主体(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劳动者,企业家,所有者等)会有什么经济行为?经济如何运行?其演化与发展趋势如何?在这些问题中,有些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经济制度与机制体制安排具有政治属性或政治含义,如所有制、收入分配、政企关系、政商关系等;此外,一些与政治相关的制度与机制体制安排、现象及行为对经济有重要影响,如央企高管任命制度、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劳动合同法、国家产业政策等。这些具有政治属性或与政治相关的内容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对政治行为、现象、制度等的经济分析,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ics;参见Besley, 2007)。

    本文第二节将论述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两者之间关系,第三节论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第四节简要回顾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并讨论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第五节讨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否可以借鉴,以及如何借鉴的问题,最后是本文的重要结论。


二、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一词,首次出现在法国人蒙克莱田(Montchrétien)于1615年写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标题中。作者把古希腊语中“政治(公共事务)”与“经济(家庭管理,如财务管理)”的原意结合起来,以突出这一学问的公共性质。这表明经济不是私人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管理与公共经济应该结合在一起。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公共属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序言中,将自己著作的读者对象设定为“立法家和政治家”,延续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即在国家层面通过公共治理发展社会经济。亚当•斯密经常应邀到英国国会发表演讲,其主要目的是影响这些立法者和政治家。《国富论》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的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经典的研究框架。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刚从封建主义脱胎出来,它的合法性与先进性急需得到论证,《国富论》事实上承担了这个重任。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一个标志,是它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生产力,与两个基本特征分不开:私有产权和基于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证了当时方兴未艾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并为自由贸易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当初英国人正是因为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得最快,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主张自由贸易,以占领世界市场。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向来自给自足,拒绝英国的自由贸易建议,结果英国直接用枪炮将中国的大门强行打开。现在,中国有了相当的比较优势,主张自由贸易,然而欧美国家却退缩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阵线,这背后都是因为国家利益。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同时它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既有科学性,又有阶级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公开宣称其学说是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1867)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制度演化本身,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事实上已经逐渐脱离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究其原因,亚当•斯密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加自由竞争可让社会生产力得到最快的发展,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并成型,马克思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而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的研究开始慢慢弱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通过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逐步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从此分道扬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生产力变化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剥削,资本与人的关系变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经济基础变化会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换言之,有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法律、国家、政权会反过来为保护私有制、为保护经济基础服务。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利益分配的前提,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实现机制,法律与政治都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马克思的分析,完全符合他那个时代的现实。当时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包括法律、政治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私有产权、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出现了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的现象。马克思《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必定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社会贫富分化、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以及阶级对抗,并随着阶级对抗的加剧,最后诞生社会主义。马克思的一个推论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时,生产资料将会集中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托拉斯(trust),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日益激烈的矛盾,这时候如果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推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当初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内‘同时发生’。”因为这些国家垄断程度最高,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的对立最激烈,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爆发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马克思一些重要的预言至今尚未实现。例如,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这个预言,迄今为止还没有实现的迹象。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目前并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修补能力被低估了。事实上,马克思后来也修正了他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类似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成功,马克思(1881)说,“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过去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显示出对其制度缺陷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首先,美国、德国及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台反垄断法,避免资本的过度集中,防止托拉斯的出现。其次,劳动保护与社会福利制度先后建立,并不断完善。在美国和欧洲,有很多较为完善的福利制度,包括最低工资法,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对低收入家庭与老人的补助,等等。前不久法国甚至通过一个法令,规定雇主下班期间不得给员工发送与工作有关的电邮。中国现阶段劳工保护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不少中国民营企业在工厂张贴“不准虐待员工”之类的规定,其实是与之有生意往来的跨国公司的要求。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制度等,不少方面比现阶段的我国更完善。我们应该反思: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应该实现共同富裕和保护广大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利益,但目前中国的现实却是,贫富差距反而不断拉大,劳工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假冒伪劣产品经常可见。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从香港买奶粉?香港是资本主义经济体,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等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绝大部分产品质量比中国有保证。中国是公有制占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消费品质量反而比这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与地区逊色?我们不能把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消极、丑陋、不完善的现象全部归咎于中国混合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恰恰相反,在产品质量、劳工保护乃至社会保障制度等不少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做得比我们好,我们应该认真寻找原因,对症下药,并尽快超越他们。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机制会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与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的确,市场机制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如上世纪大萧条时代,大量的牛奶倒入河里流走,很多产品因为滞销而遭到销毁,但这些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极少见了。西方国家引入了国家干预政策,平滑了经济波动。此外,随着政府部门与企业广泛利用统计、信息技术、预测方法等手段,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大大降低,企业与人的经济活动的自觉性提高了,无政府生产状态得到显著改善。这些其实都是计划经济的元素。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波动幅度越来越小,出现了所谓的“Great Moderation”(参见Bernanke, 2004)。2008年的次贷危机与随后的金融危机,虽然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但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率先走出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的巨大的修复能力。相反,在中国,这几年却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现象,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实践证明,过去几十年,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市场机制会产生经济周期,但应该看到,经济周期是一种“短期调节”,从长远看,市场机制能够淘汰落后产业、落后管理与落后生产,促进创新与产业升级,对资源有效配置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市场机制是一种自然机制,其运行成本相对计划机制来说比较低。二战后,西欧处于废墟上,日本也受到严重破坏;朝鲜战争停战后,南北朝鲜发展水平也相差不多,但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几十年的经济竞争,前苏联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关键的原因在于人心向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加上政治运动的反复折腾,人民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不抱幻想。柏林墙的建立,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西德的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造成劳动力很大缺口,西德用高工资吸引东德的年轻人前往,因此东德政府不得不筑起高墙以阻止人口流失,这样东德当时在政治上已经先输一着了。上世纪90年代柏林墙被推倒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标志。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总结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资本主义的实践。马克思逝世后不到20年,第二次科技革命爆发,人类从马克思所生活的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又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反垄断法、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政府干预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修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若干缺陷,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对立,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这一切远非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所能设想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需不断地与时俱进,不能只停留在《资本论》的经典结论上,应该继续总结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的变化,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运行规律。对这些新变化与新现象,需要细致艰苦的调查与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索,而不是将马克思总结到他那个时代的结论直接套用到今天,“以不变应万用”。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剥削与贫富两级分化。自马克思以来,一个被认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理想制度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即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这样,除了劳动力之外,大家都无法单独拥有生产资料,谁也无法剥削谁,从而有效解决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剥削问题。

    如何实施计划经济呢?马克思和恩格斯(1880)的设想是,“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然而,上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并不成熟。计划经济需要建立在每个人都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与政治觉悟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或者,中央计划者需要拥有完全的信息,包括每个社会成员的信息。然而,恰恰相反,现实中每个人的信息并非完全公开,而且大都会为了个人的目标,利用私人的信息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是计划经济无法得到完全有效实施的最根本原因。另外,作为“代理人”, 除了信息不完全外,政府部门的计划人员本身的目标也可能与国家和政府的目标不一致。现实中的计划经济是如何实现的呢?过去有个现象叫“跑部钱进”,即各地纷纷派人到北京中央部委游说,以尽可能争取到国家资源。这种分配并不是真正根据社会的需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计划部门一些人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偏好来进行资源分配的。此外,计划经济常常表现为一种指令经济,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执行,这种指令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计划经济在建国后前30年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马克思设想的计划经济的主要条件在现实中没有达到:一是信息不对称,即中央计划者没有完整的信息,二是每个人,包括政府部门的人员,也有自己的目标,与中央并非一致。

    实际上,在上世纪,经济学家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已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并展开论战。“边际革命”学派创始人之一瓦尔拉斯(Walras, 1874)的一般均衡论认为,在完全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一个“拍卖”竞价过程,便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后来,阿罗和德布鲁(Arrow and Debreu, 1954)从数学上严谨地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存在一般均衡:市场价格包含了所有的经济信息,经济主体(生产者,消费者)只需要根据市场价格变化调节自己的生产或消费,整个经济将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上个世纪2030年代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论战中,哈耶克(Hayek, 1935)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信息分散,中央计划者(central planning board)无法获得计算一般均衡的信息,市场价格在资源合理配置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地,波兰经济学家兰格(Lange, 1936, 1937)指出,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存在劳动市场与消费品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计划者可通过中央集权机制与一个类似瓦尔拉斯的价格“试错”方式,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为什么以后的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计划者拥有充分信息的这个假设不符合实际情况。

    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及其失败表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并没有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更优越,特别在资源配置方面。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了以政治权力无偿占有公有财富(至少是使用权)为特征的特权阶级或阶层,可以说,腐败现象直接扭曲了资源配置(参见季正矩,2000;刘克明,2003)。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具体描述了他作为苏共中央政局候补委员,国家给了他及家人一套大别墅,其奢侈豪华程度全世界其他地方无出其右。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当时的“双轨制”条件下,出现了不少所谓的“官倒”:有些人利用他或父辈的政治权利从计划部门低价拿到稀缺资源,然后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从中谋取巨额利益。因此,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

    但是,前苏联模式失败,并不意味社会主义应该被抛弃,因为“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苏东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失败,而是这个理论所赖以实现的前提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创造条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因为失败了就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私有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实际上成了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也就是少数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权阶层人员瓜分苏联全体劳动人民70年辛苦劳动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这种激进的私有化,即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帮助制定的“500天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最终损害的是广大俄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表明,如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可以通过改革实现自我修复与不断完善。中国正是通过改革开放,变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之更科学、更丰富、更合乎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1890)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主要有两个重大贡献:(1)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的存在,不但大大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经济规模在短短3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而且,非公经济为解决中国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吸收了全国80%左右的劳动力。没有多种所有制,就不可能吸纳这么多的劳动力。(2)引入市场机制作为主要调控手段,而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手段。这既是理论上,也是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中国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个重大贡献是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机制作为基础性调节手段,更有效地配置稀缺经济资源。

    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其实有其历史原因。“文革”期间,由于公有制企业无法吸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中国一大批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工作,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有其政治意义,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方法。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知青大批回城,他们回城之后需要就业,但国企缺乏吸纳能力。在此背景下,国家允许他们从事个体经营,因此便出现个体私有制成分。另外,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起来,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乡镇企业有集体所有制,但更多的是个人所有制,到今天已演变为实力雄厚的民营经济。因此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是基于历史现实的务实做法。如果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根基深厚,能够吸纳所有劳动力,个人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成分就不会产生。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多种所有制并存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种现状还将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科斯(2010)指出:“各国的产权系统是不尽相同的。以前人们将产权系统划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把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种分类方法过于简单。英国和美国的产权系统是不同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与前苏联的产权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能够使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产权系统,就是好的产权系统。”

    今天,不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不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境外企业或合资企业,都是自负盈亏,每个经济主体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各自的利益,继而出现了必须通过市场进行等价交换的要求。市场机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存在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通常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即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早已存在商品交换。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与等价交换最佳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商品交换,也需要等价交换,并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要遵从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的观点,这其实是后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源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乡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统一的计划产品市场被打破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商品市场也就自然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机制从次要、辅助地位转变为主要的调节手段,中国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Naughton, 1995)。正如邓小平(1992)指出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需要发展,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只有设想,没有实践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基础,我们需要继续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才能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运行规律。

    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唯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势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目前只能且主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这个理论因而也将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马克思研究《资本论》时考察对象主要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当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很明显的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等背景,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有很强烈的中国特色。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还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发展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说法是合适的。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理论,将是中国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的一大基石。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只关注、侧重于研究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而忽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苏东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表明: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研究放在与生产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只关注或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苏东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没能发展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最终导致执政的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正如邓小平(1987)指出的,“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阶级分析与利益分析。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应该继承马克思这个根本分析方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40年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关注GDP,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这种倾向也要纠正。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强调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有其针对性与现实性。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这其实是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

    在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世界市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世界分工,在短短30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融入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空前大发展。国际垄断资本依其逐利本性流向世界各地,特别是新兴市场,从中榨取高额垄断利润。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继续利用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源,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以国际分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并推动中国资本在全球市场的优化配置,确立主导地位,应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在世界市场上仍然遭受不平等交换的待遇。如何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迅速移向高端,如何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保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等,这些“国际生产关系”问题也应该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马克思时代尚未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与新问题,例如,由于国际贸易增长与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加导致就业机会流向发展中国家,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出现了矛盾与利益冲突,这种现象在马克思时代还很少见。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跨国公司因其在中国的利益而积极游说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代表美国劳工阶级的美国劳联产联往往站在对立面。这种新的国际生产关系也应该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四、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对过去三百年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理论都是为了解释、解决那个时期的现实经济问题,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亚当• 斯密《国富论》的问世标志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奠定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或西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畴大致遵从《国富论》的理论框架,既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研究生产关系。这个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大多称为政治经济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畴慢慢侧重于社会生产力方面。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奥地利的门格尔(Menger, 1871),英国的杰文斯(Jevons, 1871)与法国的瓦尔拉斯(Walras, 1874)为代表的“边际革命”出现之后,西方经济学逐步侧重于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慢慢淡化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这个时期的经济研究大多省略了“政治”两字,只称为“经济学”。“边际革命”革命化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包括推动微积分等数学工具的广泛使用,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基础。边际分析之所以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因为它与经济主体优化行为相吻合,也十分适合于应用微分等数学工具作定量分析。瓦尔拉斯(Walras, 1874)就是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工具提出了自由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理论。马歇尔(Marshall, 1890)以局限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原理》的问世,标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成熟与完善。关于西方经济学“边际革命”更多的介绍与讨论,可参考黄志贤(1998)。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过渡的完成,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过渡。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罗宾逊(Robinson, 1933)和张柏伦(Chamberlin, 1933)。他们分别从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出发分析均衡的条件,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厂商均衡理论,它既修正和发展了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又完善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与层次明显不同。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揭示经济制度演化规律,侧重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自新古典经济学诞生并取得主导地位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稀缺资源如何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有效配置的问题,其侧重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严峻挑战,催生了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凯恩斯(Keynes, 1936)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理论,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繁荣,为当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政策工具。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6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这背景下,以希克斯(Hicks, 1937)和萨缪尔森(Samuelson, 1948)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w Classical Synthesis)一直致力于将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分析嫁接到新古典微观均衡分析的理论框架上。70年代诞生的以卢卡斯(Lucas, 1972, 1976)为代表的合理期望(rational expectations)学派,使西方宏观经济学最终回归到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现在,以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在市场连续出清、价格完全弹性及信息完全的假设下建立起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理论,已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在不确定环境下经济主体优化行为的标准范式。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及广泛应用,加深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缺陷与市场失灵的深刻认识,丰富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关于在市场机制存在缺陷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的规律。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内容丰富,体系系统,逻辑严密,尽管它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

    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会日益流行?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在所有制方面存在不同,其共同点都是市场经济。因此,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经济的原理是可以借鉴的,这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教育在中国兴起并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有人会质疑,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根本区别,但现实中的公有制含义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不同经济主体自负盈亏,以自身利益为最主要考量,都是在市场条件下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特别是在多种所有制的条件下,如何促进资源有效的配置,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理论指导,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包含不少可借鉴的有益成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也对市场机制是实现价值交换的一种形式进行研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没有考察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作。相反地,马克思设想,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将实行计划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出现了真空,现代西方经济学自然地填补这个漏洞。

    中国经济学包含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但这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与中国金融经济学等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即研究在中国现有体制机制下,中国宏观经济如何运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表现如何?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如何?金融市场有效性如何?金融风险形成,传导,汇聚的机制如何?金融风险如何定价?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系统的理论思维与大量的经验研究,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理论成果。

    王亚南(1941)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认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特别是经济学,它既是一门科学,同时也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具有科学性与阶级性双重属性。王亚南的观点,可理解为运用科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并且其研究目的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这既是一种学术价值观,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论,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应该秉承的良好传统。


五、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否可以借鉴?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涉及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这里需要解答两个基本问题:(1)西方经济理论是否可以借鉴?(2)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是否可以借鉴?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是否可以借鉴?国内很多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既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国就无法应用。事实上,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与配置资源,两者具有一些共同点。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经济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消费者,投资者等,都是自负盈亏,都是在自身经济利益驱动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原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私人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价值规律、供需规律等一般的经济规律,没有阶级属性,虽然它们在不同的制度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管在什么制度下都会发挥作用。我们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时,主要是借鉴其一般市场经济规律部分,而非资本主义私有制部分。从这个角度说,市场机制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它在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均存在。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1958)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即市场经济的作用时曾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剥离出市场机制的理论,就可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如何从西方经济学中剥离出市场机制的一般理论?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对西方经济学有系统的、全面的、深刻的理解。不能只是从表面理解西方经济学,也不能片面理解西方经济学,更不能简单化地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经济学内容更丰富。例如,自上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兴起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便是市场调节不完全或市场机制失灵时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包括博弈论的兴起与发展。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包含哪些一般的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呢?除了上文提到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与价格调整规律外,这里再举若干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即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要素不断的投入,这个要素的收益率最终将会逐步递减。第二个例子是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理论。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存在着“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与“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这将造成市场价格信号调节失灵。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建立在不对称信息基础上的委托代理理论可以很好解决问题。 信息经济学也可以用于分析我国国企的改革(参见Groves et al., 1995)。第三个例子是风险分散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在充分信息与完全市场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投资组合,其期望回报应该是不可避免的风险那部分补偿,个别异质风险不应该得到补偿,因为任何个别异质风险均可通过形成一个大的投资组合而对冲掉。最后一个例子是金融衍生产品(避险工具)的发明及其在风险管理的应用(Black and Scholes, 1973)。本文所列举的这些原理性的规律或定律,没有阶级和制度属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著名经济学家与会计学家葛家澍(1978, 1981)就指出,会计学是一门探索微观经济信息的提供方法(主要是财务信息的提供方法)的科学,本身没有阶级属性,技术性是其本质属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还有很多一般的市场经济基本原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后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剥离出来,然后借鉴使用,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基础上,其中部分基本假设在中国环境下也可以视为不同程度的合理假设,如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rational behavior)与厌恶风险(risk aversion),但另一些假设可能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如所有制与财务刚性约束。西方经济学的经济自利行为的假设,即经济行为主体总是使自身的利益或目标函数最大化,其源头是西方个人主义哲学基础。这个假设对强调家庭与集体主义的东方国家,可能不一定适用。在中国,“理性经济人”(homo eocnomicus)假设在很多情形下可能更适合于一个家庭,一个集体,不一定是一个自然人。这一点,在研究比较东西方青年消费行为时就显得格外重要,例如,中国青年人的消费行为(如购买住房)经常获得父母的资金支持,而这在西方国家很少见。中国比较强调家庭价值而非个人,这种差别在研究家庭经济学需要有所体现。

    在讨论借鉴西方经济学时,一些人总是强调中国经济的特色。除了所有制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经济确实还存在很多特色。例如,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的影响。中国政府“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影响,其深度和广度上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些政策有效性如何、资源配置优化程度与分配效应如何,需要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弄清。另一个例子是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不少是通过国有企业实施的。2009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2015年“股灾”之后稳定股市的行政措施,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实施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国有企业与软预算约束。中国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所谓的“僵尸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是,以上所列举的中国特色或特点,并不能意味着一般市场基本原理就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原理在中国的应用,由于中国制度与体制的独特性,其经济运行规律也有反映其特点的表现形式,但其个性中包括着“一般”经济规律的共性。

    王亚南(1943)认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不一样的,它在中国的应用属于经济学基本原理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经济体的应用,我们不是另外去创立一个不同的经济理论。今天,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创立“中国经济学派”,并不是倡导另起炉灶,另起炉灶成功的可能性也很低。对西方经济学,我们应该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如何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将一般的市场经济原理与西方经济制度因素剥离开来,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理论工作。

    我们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使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还是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由于“世界语言”目前还是西方主导,“世界语言”主要还是西方语言。换句话说,是否需要采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即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甚至用“中国语言”讲中国故事。但是,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时,外国人听得懂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使用,特别是数学建模与以数据与统计分析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参见洪永淼,2011,第一章)。为什么需要数学建模?数学建模可以从复杂经济现象中过滤掉次要因素,抓住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本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对经济理论的数学建模是使用经济数据通过严谨统计推断的必要手段与桥梁。以数据与统计分析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可验证经济理论或经济假说的正确性或有效性,从而使经济学成为可用数据验证的科学。马克思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拉法格,1890)。与经济理论相比,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只是研究工具,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制度属性。因此,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跟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不能随便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比,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相对落后,长期以来,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1980年以前,中国高校经管类学生甚至不必上数学课程。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注重定性的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但严重缺少数学建模以及经验研究的定量分析。只有通过严谨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结论。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提倡运用现代研究方法与手段研究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所指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有益的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的应用,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用好。”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1980)的《短缺经济学》,就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范例。科尔内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出发,论证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政府“父爱主义”(paternalism)观念与财政软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的投资扩张无法遏制,造成企业几乎不可满足的过度需求,从而导致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现象,因而认为短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特征,而且处于稳定均衡状态。科尔内创造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术语,准确概括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国际经济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上世纪2030年代在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论战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Lange, 1936, 1937)也是应用了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后来被称为“兰格模式”(Langes model)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有采用国际同行通用的“语言”,而不是另起炉灶,我们才能够让外国人理解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说,才能够培养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才能够提升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从而传播中国经济学派的思想与理论。


六、结论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对总结中国近70年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近4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与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与时代意义。本文的分析表明: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由于当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并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需要根据资本主义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的结论适用于他那个时代,其后的资本主义新现象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总结。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且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凸显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例如,中国如何利用国际市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分工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又如,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大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绝大部分经济利益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这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如何在全球价值链分配上更有利地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倾斜。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是全世界唯一成功的实践,这既是中国特色,也具有国际意义。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升华到系统理论高度,对世界其他的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苏东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注重生产关系,相对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资源配置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苏东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忽视同时出现的突出问题和社会矛盾,如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官商勾结、贪污腐化、政企不分现象,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在国民收入份额中逐渐下降,等等。当前经济改革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没有及时配套进行,上层建筑的建设相对滞后。这表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既要重视生产关系,又要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第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与层次不同。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揭示经济制度演化规律,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传统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制度,经济现象与经济行为的政治属性或性质。相反地,自新古典经济学诞生并取得主导地位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问题,其侧重点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生产关系的同时,可以而且也应该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有益成分。

    第四,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即对政治制度、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进行经济分析。这种分析视角、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研究中国的政经关系、政商关系、政企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领域的研究对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完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基于定性的历史与逻辑分析。现代西方经济学一个显著特点是定量分析的广泛使用,包括数学建模和以数据与统计推断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应该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比较先进的定量分析方法,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运用现代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六,中国经济学既包括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也包括中国版宏观经济学、中国版微观经济学、中国版金融经济学等实证经济学,即描述在现有中国制度及体制机制下,中国经济如何运行?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如何?中国金融市场如何运行?这些问题都应该有系统的理论思维与细致的经验研究。这需要长期的持续努力,不能幻想三、五年之内就能建立系统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

    在二战之前的二百年左右时光里,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及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英国一直是世界先进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的发源地与学术中心,从斯密、李嘉图到马歇尔、凯恩斯,均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英国衰弱和美国崛起,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经济学术中心。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角色,中国有望在世界经济学界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但是,要将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不仅需要中国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更需要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要形成被国际公认的完备的理论体系,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奋斗,中国经济学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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