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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期】转载《经济学家茶座》王铮:经济学论文发表的国际化:我们在哪里

转载《经济学家茶座》48辑   王 铮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育长期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希望到2020年初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因此,国家重点支持的“985高校”的建设进程也随之提速。笔者所在东南大学要求每个学科都要争先进位,因为学校的排名最终取决于各个学科的竞争力。在以工科见长的高校里,人文社会科学向来没有太大的话语权,经济学也不例外。但2009年教育部主持的学科评估结果却让学校高层有些意外:应用经济学取得了全国第18位的不俗成绩,甚至略高于学校的整体排名。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如何继续争先、怎样持续进位的压力。
 
      我们的Dean徐康宁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学术至上的治院理念,坚信衡量学术水平最根本、甚至唯一的标准就是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发表。他提议用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来寻找经济学科在全国的位置,进一步从国际层面来探求将来的发展路径与目标。
 
一、国内经济学权威学术刊物的发表
      国内对于经济学权威刊物没有统一的认定,不同的学术机构都有自己的偏好和评价标准。根据我们的学术判断,同时参考了其他主要学术机构的规定,给出了争议可能最小的交集刊物:《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和《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代表了大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虽然经济学文章占得比重不大,但其政策性强,影响面广。相比而言,《经济研究》在理论层面代表了大陆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他几本期刊大多专注于微观经济、世界经济、金融学和经济政策研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尽管取样期刊的数量较少,但这无疑代表着大陆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考虑到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不平衡性,增加期刊种类难以确保论文的发表质量。依据论文发表时第一作者的署名单位进行简单加总,进而对国内大学经济学学术研究(不包括大学之外的学术机构,如中国社科院)水平进行排序,样本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5年1月-2010年3月。鉴于本文强调论文的学术性,故排除了刊物中的小字和会议综述性文章;同时,由于最新期刊的传递和全文数据库的某些缺失问题,样本中遗漏了少量的几期杂志。所有统计上可能存在的不当之处,提前请各位同仁见谅。具体情况见图1:
 
 
 
      对上图进行仔细的分析可以对国内高校经济学学术研究水平进行如下的判断:
      1.第一阵营(前12名)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可能还将继续拉大与其他机构的差距。对集团内部结构的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机构都是由于建国后的学科调整所形成的“世袭贵族”,学科积淀久远,并且长期得到国家扶持,贵族气息浓厚。“新晋权贵”包括: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清华的崛起毫无悬念,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加之举全国之力的资金支持,想必其志远不在此。由于浙江大学合并了原杭州大学,并以老杭州大学经济系为班底组建了经济学院,同时原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也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因此,浙大还是散发着迷人的贵族气息。真正值得尊敬的应该是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以同城兄弟南京大学为例,其经济学科的家底并不殷实,直至上世纪末才获得了第一个博士点,但是十年之后南京大学已成为大陆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如以人均产出来衡量学术水平,排位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
 
      2. 第二阵营(第13-22名)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前有阻力,后有追兵,面临着进一步洗牌的可能。该阵营的内部结构与前者相似:东北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为重点专业性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老牌经济学研究基地;西安交大和湖南大学分别合并了原陕西财经学院和原湖南财经学院。上海交大则借助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一度大肆扩张,但其近两年在高水平刊物上的论文发表情况呈现逐渐疲态的态势;相反,山东大学在稳步前进。
 
      3. 第三阵营(第23-30名)的实力非常接近,争先的难度很大,同样退位也非易事。笔者所在的机构也位于其中,但和专业性财经大学相比,规模偏小;毕竟,专业大学是一个整体大学。其他机构和我们具有基本相同的背景,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重庆大学。
 
      客观地评价,上述结果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以徐康宁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方面相继发表了一批高水平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但在其他的主流研究领域缺乏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这也是和一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差距所在。
 
二、国际经济学权威学术期刊的发表
      商学科有三大国际排名: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Dallas)关于商学院的全球排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关于金融学的全球排名和提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对全世界经济学研究机构的排名。由于本文专注于经济学学术论文的发表,故选取提尔堡排名。该排名虽然首次发布于2010年,但已获得了主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认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甚至在主页上宣布其获得提尔堡排名第四的好消息。提尔堡排名的期刊数据库包括68本权威经济学杂志,但排名只选择了其中的36本顶尖期刊。其中大家熟知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和产业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等刊物虽然进了数据库,但仍被拒在36本源期刊之外。
 
      排名指标源自指定的36本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2004-2008),论文所属学术机构的认定是指论文发表时作者的署名单位。按照国际惯例,多位作者共同发表时可分别计入不同的署名单位,但同一学术机构的合作发表不可重复计算。最终排名是所有发表文章的简单加总,没有考虑不同杂志的影响因子(或权重)。国际排名情况详见图2:
 

      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以34篇和32篇分列大陆地区的第1和第2位,厦门大学(12篇)、上海交通大学(8篇)和上海财经大学(7篇)也在快速跟进。相比而言,在国内论文发表数量位居三甲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仅得一分,在研究水平的国际化方面表现不佳,而南京大学甚至被排除在榜单之外。
 
      把范围扩展到整个亚洲地区,大陆经济学研究机构的表现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排在第8和第9位,超过了东京大学(29篇)、香港大学(24篇)和国立台湾大学(20篇),并且和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差距也很小,其在未来几年跻身亚洲5强将不存在太大的悬念。
 
      就顶尖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无愧为亚洲一流,其中北京大学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1篇)、《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3篇)、兰德经济学杂志(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篇)上表现不俗;而清华大学的表现就更加突出了,其中《美国经济评论》(AER)(3篇),《计量经济学》(3篇),《金融经济学杂志》(3篇)。但从总体上来看,大陆经济学整体研究水平在亚洲仍属中游:日本有六家学术机构排名亚洲前25,总计发表了128篇论文,而大陆只有三家挤身25强,发表论文总数为78篇,且绝大部分研究机构只发表了1篇论文。
 
      从世界标准来看,大陆经济学研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北京大学也没有进入前100强。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551篇)仅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发表了113篇,如果以60篇(78位)作为世界一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门槛值,北大和清华仍需加倍努力。
 
      三、几点思考
      1. 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是大陆一流经济学研究机构在未来十年发展的重点。笔者坚信,不出三年,衡量国内第一阵营的标准将弱化国内期刊,强化国际期刊的发表,这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在今年长江学者的评选中已经给出了强烈的信号,经济学科最终入选者在国际一流期刊上都有很好的发表记录,包括最顶尖的《计量经济学》,学术水准比往年有了质的飞跃。有远见的学术机构,如厦门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在4年前就开始实质性的推动师资和研究的国际化,未来的3-5年将逐步进入收获期。相比而言,人大、复旦、南开和武大四大传统研究重镇在研究的国际化方面乏善可陈,但其校友网络遍布北美知名经济学研究机构,如能迎头奋进,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否则会有出局的风险。南京大学近十年来是“本土化”发展成功的典范,但在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如若不能重新调整发展战略、加快师资和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有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提前出局。
 
      2.中国元素、主流分析工具与国际同行的关注是成功实现研究国际化的必要构件。纵观大陆学者在国际一流期刊上的发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基础研究和中国问题研究。基础研究可以是算法的改进,也可以是提高了研究方法或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主要集中在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资产定价等领域。不过,大多数研究、或者说真正引起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还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但成功的中国问题研究需要同时具备前面提到的三个构件:首先是中国问题;其次要在主流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最后是问题本身和研究结论对国际同行要有一定的吸引力。钱颖一(1994)在预算软约束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传统计划体制形成短缺的原因和结果,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后获得了较大影响。仔细分析,他巧妙的把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应该说,分析工具方面我们和国际同行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问题也可以找出一大堆,为什么这样的文章难以被匿名审稿人接受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提出吸引国际同行关注的中国化问题,如何找到有趣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这就需要大陆学者静下心,细细观察社会现象,并对其加以提炼与总结。同时,我们还具有特别的“优势”:大陆50岁左右的学者经历了两种体制间的转变,对中国问题有着敏锐和深刻的观察;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主流分析工具驾轻就熟,如何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3.大批量引进海外学者是迅速提高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大学具有身份组织的典型特征:如新教员有人门门槛、教授制校和同群效应。其中,研究人员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内其他人员的研究水平。和高水平教授合作,可以更快地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也更容易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由于历史原因,大陆学术机构原有教师存量的研究水平不高,高水平的海外学者被引进来之后,很难在现有机构中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长此以往,必将葬送其学术生涯。这对新毕业博士的影响更大,几年之后,他们可能就再也没有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可能了。这就是北大、清华、上财和厦大大规模引进外海学者的原因所在,特别是需要吸引在国际一流期刊上有发表记录的学者,唯有如此才可以提高引进的效率。这样做是否有歧视本土博士的嫌疑呢?其实不然,厦门大学王亚南研究院从去年开始也在招聘优秀的国内研究人员,随着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本土博士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但就目前状况而言,北美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培养水平在总体上还是比国内好得多。当逐步有本土培养的经济学博士可以在世界前100名的学术机构获得职位时,大陆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可能就真的国际化了。
4.挤身第二阵营是东南大学经济学学科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不进则退,别无选择。学术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人才的争夺和培养上,如何吸引海内外优秀学者的加盟,同时创造条件提高现有存量队伍的研究水平是摆在当前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对学科发展要有一个前瞻性的规划,在固守现有主流研究领域的同时,要寻找交叉研究的生长点。客观上讲,在经济增长、微观金融等主流研究领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不具备和一流学术机构全面竞争的实力。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环境和公共经济领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提前布局,组织团队,提高高水平文章的发表强度和影响力,并争取在个别研究领域的国际化方面有所突破是学科进位的关键所在。不得不承认的是,前面的路还很曲折。
 
 
                                                                         (作者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