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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生平传略
发布时间: 12/8/2006 9:03:43 PM 被阅览数: 8842 次 来源: 王亚南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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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南,字渔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亚南同志1901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岗县,1969年病逝于上海。他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不屈不挠地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奋斗;他以在经济学和教育两大领域的杰出贡献蜚声中外,他的业绩将永垂青史。

    王亚南幼年生活贫困,靠亲友资助读完中学。1923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同时兼任中学英语教员以维持生活。当时董必武同志在武汉兼任中小学教员党政练训处负责人,王亚南常去听他讲课,接受进步思想的启蒙和熏陶。1929年大学毕业后,严酷的现实和爱国的热情,促使他毅然只身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并在军中担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因工作无着落而流寓杭州,借住大佛寺。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的郭大力。他们共同商定了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包括翻译《资本论》在内的宏伟计划。1929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事写作并开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为翻译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奠定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南满怀反蒋抗日、拯救祖国的义愤回国。在上海继续从事写作、翻译,并参加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活动,后兼任暨南大学教授。1933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函邀他往福州出任人民政府的文教委员和《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闽变”失败,遭国民党通缉,取道香港前往欧洲。在德英等国住了一年多,深入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广泛搜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斗争事迹,并继续进行经济学的写作和翻译。1935年冬经日本回国。在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合后,全力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曾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上海沦陷后,在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王亚南到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频繁接触,并有机会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同年,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在党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下,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使他成为当时国内很有声望的进步经济学家之一。1939年武汉沦陷后,王亚南辗转到了重庆,旋即于19409月到广东坪石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致力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和战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创办并主编《经济科学》杂志。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王亚南于坪石,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有关问题,这是他后来写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动机。在中山大学,他用隐蔽的巧妙方式宣传并讲授马列主义经济理论,鼓励与扶持进步青年学生,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但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终于被迫于1944年离开中山大学,前往福建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和经济科学出版社,组织研究人员去闽西,进行红军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调查;同年应邀兼任当时内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讲授《高级经济学》、《中国土地问题》等专题,深受厦大学生的欢迎。1945年春进步记者羊枣(原名杨潮)遭受国民党的残酷迫害致死,王亚南为表示抗议愤而离职,1945年秋到长汀出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厦大由长汀迁回厦门。由于积极支持学生革命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与威胁。19491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由党组织帮助离开厦门前往香港。5月初又由香港北上到达北京。不久,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大课。19506月,政务院任命王亚南为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时,他当选为学部委员、常委。

    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1956年率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19571958年率中国教育专家组赴缅甸工作3个月。

    1957523日在厦大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91113日因患恶性肿瘤病逝于上海东华医院,享年68岁。

    王亚南同志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出版译著41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是一位译著丰富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次全译《资本论》三大卷。王亚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难,于1938年出版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资本论》是公认的博大精深的巨著,但在此之前我国一直没有完整的全译本。而要准确无误地译成中文,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中文表达能力,还要有深厚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积累。王亚南和郭大力严格按照他们在大佛寺制定的计划,先用8年时间,翻译马克思之前的6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全译《资本论》打开通道。在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郭、王两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历经艰辛,终于胜利完成全译工作。这是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他们的这一突出业绩是永存的。

    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完整系统地提出著名的“地主经济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在解放前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是一个突出的科学研究成果,它的理论贡献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

    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是王亚南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专著,包括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以及另两本代表作《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通过上述著作,对于旧中国的商品经济理论、资本理论、利润利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精辟的见解,并形成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在这些系统研究中,他着重指明在近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既有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又有封建经济,这个经济形态具有过渡性质。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关于近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长期争论中,为主张近代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正确观点,做出了科学的系统的理论阐发。这对于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和革命的战略策略具有重大意义,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卓越贡献。

王亚南在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学原论》,被誉为中国的《资本论》。解放前的学术界认为他的著作具有的“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三大特色”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解放后,王亚南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非常重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他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研究,《资本论》研究和价值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了有关著作,同时在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以后,锐意改革,率先倡议成立经济学院,积极创办经济研究所,创办《厦门大学学报》和《中国经济问题》等杂志,锐意把厦大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联系到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王亚南这一主张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王亚南同志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高瞻远瞩、在教育理论上富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的教育论,人才论和教学论,内容丰富,很值得重视。他从近代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与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教育并重。早在50年代初,他就认为综合高等院校中存在的“重理轻文”的现象必须纠正过来。他从科学研究的本性和功能出发,主张大学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要创造自由研究的科学风气;他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提出要认清校情,发挥优势,办有特色的大学的教育指导思想。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强调要给人以适合发挥才能的环境。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事迹,曾被作家徐迟赞誉为“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王亚南对人才大胆使用而不求全责备,胸怀宽广,不论资排辈,积极扶植新进,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怀念,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师表形象。而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是他留给教育工作者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

王亚南之所以成为蜚声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是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优秀素质、高尚情操和良好品德。他执著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信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为了追求真理,他勇于修正错误;他热爱党的伟大事业,因此他衷心拥护党的领导;他具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他治学严谨,以博求深;他严于律己,平等待人,因此他能谦虚谨慎,深入群众,关心职工生活,常以自己的稿费为职工和学生排忧解难,有的是固定的补助;他曾长期补助厦大托儿所幼儿园的费用开支,因此被公认为“懂得职工疾苦的好校长”。他不愧为能够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中国共产党员。

从《王亚南文集》五大卷,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所走过的道路,《文集》是王亚南同志留给后来者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产,对它的继承和发扬,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王亚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878月于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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