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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经济科学协会(ESA)亚太区会议暨WISE(2011)第二届实验经济学与金融学国际研讨会

发布时间:3/22/2012 10:56:48 AM

      编者按: 

2011年12月15日,“2011经济科学协会(ESA)亚太区会议暨WISE(2011)第二届实验经济学与金融学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本次会议由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经济学院和厦门大学“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是厦大经济学科依托教育部部重室平台举办的第二届以实验经济学与金融学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旨在通过研讨会促进海内外运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经济、金融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

本次研讨会持续2天,共设5个主题演讲、23个平行分会场,选录了82篇论文在会上宣读。会议邀请了荷兰蒂尔堡大学Charles Noussair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Joep Sonnemans教授、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Glenn Harrison教授、英国查普曼大学Nathaniel Wilcox教授、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Michael Kirchler教授担任主题演讲嘉宾,就田间实验合作、实验战略及演变、行为计量经济学发展、实验风险设计、资本市场泡沫等运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内容作论文报告。

以下是我们对本次会议部分报告精华的整理与总结,提供给读者,希望能够为实验经济金融学领域的研究者开拓思路,有所帮助。

 

主题演讲I:关于合作的一系列现场试验

主讲人:*荷兰蒂尔堡大学,Charles Noussair教授

在“2011经济科学协会(ESA)亚太区会议暨WISE(2011)第二届实验经济学与金融学国际研讨会”开幕仪式后,来自荷兰蒂尔堡大学的Charles Noussair教授以独特的视角带来了一场富有激情,引人入胜的主题演讲。题目为“关于合作的一系列现场试验”。Charles Noussair教授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有着很深的建树,通过实验方法对经济学的各种领域进行研究。

教授首先强调了合作如何发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是长期关注的重点。那么在实验室中出现的合作结果在具有相同经济结构的现场试验中是否仍然存在?试验环境是在离蒂尔堡大学不远的一处鱼塘。试验对象是50岁以上的男性荷兰人。

试验一:在实验室,有正向合作,但会随着时间下降,那么在现场设置中同样存在吗?工作人员设置了四种环境,分别是旺季公共物品,淡季公共物品,旺季私人激励,淡季私人激励。区别是公共物品中,社会困境和合作的可能性是有的,假如个人减少钓鱼的数量,全部人的收益将增加,而在私人激励中是不存在的。同时旺季更容易钓鱼,合作的成本更大。在设置的奖惩制度下,试验结果是不存在合作,与实验室结论相反。

试验二:弥补实验室和现场的缺口。是否存在实验室效应和现场鱼池效应的区别而导致结果不同。此次分为三组,分别是在学校图书馆荷兰学生参与,在饭店渔民参与,最后一组在鱼塘。三组在早期具有正向的合作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说明是博弈自身的一些差异导致了不同。

试验三:可再生资源。假如私人和组织的支付根据相同的奖励方法进行,那么合作会发生吗?假如t时期钓了更多的鱼,那么t+1期一组里可以钓的鱼变得越少。这个设置依据2000年Brown的可再生资源的经典模型结构。结论是没有合作的出现,两种奖励机制的存在不能解释合作的缺乏。

试验四:惩罚和合作。惩罚是否有效,对于增加合作的可能性。有一个实验组,两个对照组。所有实验中都没有合作的出现。教授认为原因也许在于惩罚时间过短,使得损失不能大于不合作所获得的收益。或者存在合作的监督体制不完善。

结论:此次现场实验并没有合作的证据。在实验室获得社会困境范例的行为稳健性在此受限。教授指出这个试验对于机构推动合作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演讲结束后,各位在场学者向教授提出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建议。大家的讨论擦出了更多的思想火花,教授幽默风趣的给予了解答,同时对他们给予的建议表达了感谢,并表示会在以后的实验中予以考虑。

 

□ WISE2010硕士生 沈雪双

 

 

平行会议II. A:田间试验

主讲人:*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Alistair Munro教授

        *东京大学,Yuhei Miyauchi教授

        *浙江大学,Xiaolan Yang教授

        *东京大学,Takeshi Aida教授

第一位演讲者是来自于政策研究大学的Alistair Munro教授,他带来了题为家庭中的公平性的报告。他以一个被广泛用于研究利他主义与对公平的态度的标准的独裁者博弈开场,但又针对家庭这一特殊研究对象做了改进,因为在家庭中有些决策最终是不会被实行的。据此他设计了对哥伦比亚波哥大地区的60对贫穷、几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进行的实验。每对夫妻在试验中被分隔在两个房间,各需要回答四个问题来选择增加或减少其配偶的收入。通过这种方式将他们划分为自私组、利他组、家庭收入最大化组以及要求家庭内部公平组。有趣的是,最终Alistair Munro教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少有被试者关心家庭收入的最大化,而大部分被试者关注的都是家庭内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于东京大学的Yuhei Miyauchi,他带来了题为“综合性教育能否减轻对残障人士的歧视?来自尼泊尔的实地试验”的报告。Yuhei Miyauchi研究这个问题的初衷是发现在发达国家对残障人士几乎不存在歧视,这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尼泊尔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自他人的歧视常常是残障人士陷入极端贫穷境地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因此他设计了基于囚徒困境的实验来研究在青少年时期接受良好的综合性教育对减少对残障人士歧视的重要性。他将受试者对对方的策略的信念抽离出来,区分成为taste-based与information-based的歧视,这对解释教育在减轻歧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实地试验得到的数据,他发现通过综合性教育,男学生的taste-based歧视与女学生的information-based的歧视同时得到了减轻。但总体而言,综合性教育对减轻男学生的歧视行为更为有效。

第三位演讲者是来自于浙江大学的Xiaolan Yang,她带来了题为“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很重要!非金钱激励对工作表现的影响”的报告。首先,Yang提出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符合要求的劳动力必须具备基本的高度热情。但许多前人的文献纷纷表明,劳动者上有许多潜能未激发出来。她试图去阐明非金钱的激励相较于传统的激励的有效性,同时比较多方面的奖励与仅仅告知人们工作的意义(本能激励)之间效果的差异。她的团队在与浙江大学调查中心合作,雇佣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间试验,研究他们的工作量与奖励之间的关系。对学生的回报分为象征性的赞誉或金钱两种,或仅仅是告诉他们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终结论表明仅仅告知被试者工作的意义会带来最大幅度的生产力的提高。

第四位演讲者是来自于东京大学的Takeshi Aida,同时也是本场讲座的主持人。他带来了题为“传统劳动合同的激励作用和社会偏好:来自菲律宾水稻种植试验的证据”的报告。Takeshi Aida阐明了经济激励与社会规范在工作中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个人的表现总是依赖于其他合作者的表现以及社会偏好。同时他也试图通过将来自田间试验得到的个体数据与实验室建立的社会偏好之间结合起来检验货币激励是不是会挤出一些本质性的激励。选取的案例是来自于从1960年代就开始种植水稻的菲律宾Central Luzon地区。有趣的是,虽然工人们有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但长达四十年间该地区一直实行着固定工资的制度。接着他为2011年旱季工作的120名工人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劳动合同,一是原始的固定工资,二是个人计件工资,三是团体计件工资,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个人的生产力显著的与周围同事的工作表现相关。更进一步来说,个人的社会偏好通过三个途径来影响工人的行为:首先,被内疚感本能驱动的利他主义和对不平等的厌恶会使工人在工作时更加卖力。其次,这些本能的影响会被第二、第三种合同中的货币激励所挤出。最后,在团体计件工资合同中出现的搭便车行为会被众人习惯性的制裁所减轻。

 

□ WISE2010硕士生 王越娓

 

 

平行会议II. B:公共产品

主讲人:*浙江大学,范良聪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何皓然博士

        *哥德堡大学,翁茜博士

        *早稻田大学,Ai Takeuchi博士

 

首先来自浙江大学的范良聪博士给我们带来了题名为“Does Group Size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unishment Mechanism in the VCM: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的论文报告。这篇论文通过对比4与40人参加的群体来检验在更大的群体中个人惩罚机制的有效性。对公共品贡献越来越大的惩罚机制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公共产品的人均边际报酬(MPCR)随潜在贡献者团体增长的变化。由于分散的惩罚机制,大集团会产生协调问题,使花在惩罚上的每一分钱在增加贡献上越来越没有效率。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何皓然博士。他报告的题目是“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 Size and Identity on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a public good experiment”。首先, 何浩然博士介绍了该论文的研究目的。他指出团队生产的一个主要的困境是工作的好处,因为如果补偿是基于团队产出而不是个人投入,团队可能出于搭便车而削减;在其他因素中,两个相关的因素组织规模和组织认同可能会影响个人的合作行为。何博士简单讲解了组织规模和组织认同。接着何博士介绍了该公共品博弈的实验设计,该实验是2×2(组织规模为8或24人以及认同度为强或弱)。实验分为两个阶段:认同建立阶段以及有限重复线性公共品博弈阶段。何博士解释了实验对象,展示了结果还对结果做了计量分析。最后何博士做了总结:当存在强认同时,组织规模效应是显著的,不存在认同时组织规模效应不显著;认同的引入是基于整个组织对公共品的贡献有积极影响,该影响在组织规模较小时明显强得多。

之后,来自哥德堡大学的翁茜博士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维持或侵蚀合作的因素,题为“New Insights into Conditional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from a Strategy Method Experiment”,的报告。她的报告包括研究目的、实验设计、结果以及结论。她指出在有/无惩罚博弈的条件合作不仅取决于平均贡献还取决于责任如何分担,同时策略法在有惩罚的公共品博弈中是可行的。

最后,来自早稻田大学的Ai Takeuchi博士,她的报告是“Learning away from the Dominant Strategy: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a Public Goods Game with Punishment Institution”。Ai Takeuchi博士引入了一个新概念FESS,并得出结论:在有集中惩罚机构的公共品博弈中,当占优策略不是FESS时,FESS选择的数量将随降低效率的重复下增加。

 

 □ WISE2010级硕士生  谢金枚

 

 

平行会议II. C:个人时间偏好

主讲人:*澳洲悉尼大学,Stephen Cheung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Quang Nguyen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Songfa Zhong教授

        *日本法人一桥大学,Kan Takeuchi教授

第一位演讲者是来自澳洲悉尼大学的Stephen Cheung,他的论文主题是“Discounting the risky future”。众所周知,风险和时间偏好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了实验经济学领域非常活跃的一个研究方向,Stephen一开始就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回顾了以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Stephen特别强调了Andersen et al (2008)和Andreoni and Sprenger (2010)的论文,其中,Andersen是在相同的效用函数的假设之下,对风险和时间偏好进行了联合估计,而后者则认为按照此估计方法将会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如果Andreoni and Sprenger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Andersen得出的结论将不可信。Stephen在他的论文中,对这两种方法的可性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证,并试图解释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时间偏好的估计的影响。

接着,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Quang Nguyen做了题为“Demand for Commitment Devices: Insights from A Reference Dependent Preferences Model”的精彩演讲。Quang Nguyen在他的研究中,强调了影响担保机制需求的主要行为因素,明确的检测了担保的复杂程度对ROSCAS这一最著名的非正式担保机制的需求的影响,参考依赖偏好方法的模型,并将其推广至ODONOGHUE 和 RABIN提出的现存的双倍折现法的部分公式。此模型预测复杂程度的偏协,实际上能够增加代理人采用信用担保的可能性,尤其是对时间持续性的过高估计时,这一效果更为明显。与此同时,Quang Nguyen还发现,风险规避和双曲线贴现都将促使人们增加对担保机制的需求。

第三位演讲者Songfa Zhong,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他带来的论文是“A Direct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Hyperbolic Discounting Hypothesis”。Songfa Zhong认为,由于现值偏误的存在,在研究代际互惠问题时,双曲线贴现模型和拟双曲线贴现模型对将来会有不同的预测。Songfa在他的研究中,一共采用了1378个观测值,进行了三次检验,他发现在延迟消费清单中,平均贴现率要显著的低于近因消费清单中的平均贴现率,但在两组延迟消费中,平均贴现率没有显著差别。他们的研究为人性不耐理论提供了实际证据,论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贴现率递减这一结论。

最后,来自日本国立大学法人一桥大学的Kan Takeuchi做了题为“Concavity of Time Discount Func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的精彩演讲。不同于之前的学者,Kan Takeuchi的研究主要关注未来偏误这一时间偏好领域内新的异象。Kan Takeuchi采用了37个观测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他发现时间贴现方程是反S形的而并非双曲线。由于贴现方程是反S形的,因此决策者就会表现出未来偏误,由于未来偏误很难定义,因此这一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被注意过。为了检测未来偏误,作者重新做了一个实验,他让观察者在相隔不超过四周的两个未来收益中做出选择,在此实验中,作者并没有假设时间和收益是可分离的,也没有对效用函数有任何限制,这有利于更好地分析时间偏好。同时这也是本文的一大创新。

四位演讲者做完报告后,与会人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交流,最后整场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WISE2010级硕士生  赵亭亭

 

 

平行会议II. D:博弈

主讲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Klaus Abbink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Chew Soo Hong教授

第一个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是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Klaus Abbink。他论文的题目是:“自然形成的团体内的组内成员偏好和组外成员歧视”。首先,报告者简要的介绍了他们实验的环境和背景——主要是实验地泰国的政治环境。据实验人员考察,泰国是一个社会分群比较明显的国家。在泰国人们自然的成为三个群体中一员。一个是黄衫军(捍卫民主人民联盟),属于这个集团的人通常是比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曼谷人,非常忠于国王,经济上偏于右翼,并且是强烈的反对腐败;一个是红衫军(反独裁民主联盟),属于这个集团的人通常是比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他们也忠于国王,不过没有黄衫军那个强烈,他们经济上偏左翼,支持福利扩大,同时是他信(对很多穷人来说是一个英雄,但也是一个腐败者)的支持者;最后一种是中立者。介绍完背景后,演讲者介绍了实验过程。这个实验式在2009年11月进行的。实验是一个多人分配选择实验:选出一个实验参加者作为分配者,他负责将一定数目的金钱在分属上述三种集团的三个小组(每个小组有20个人)和他自己之间分配。分配者是从这三个小组中随机抽取的。这样的实验设计能很好的区分组内成员偏好(给本组内的人比中立组的人分配更多)和组外成员歧视(给对立组的人比中立组的人分配更少)。他们同时还设计了人工标签的对照组实验。实验是在曼谷的Chulalongkorn 大学和 Thammasat大学进行的。实验是一个一次性实验,实验参与者在参加实验前都登记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即属于哪个团体。

最后Klaus Abbink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实验结果和结论。他们发现两个团体中的人都更偏好本组的人同时歧视对立组的人,同时每个人都非常的自私(自己给自己分配了将近一半的金钱)。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实验参与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黄衫军的反腐败立场没有在本实验中得到体现。此外,中立组的人也存在组内偏好现象,但不存在组外歧视现象。

另一个主题为“基于合作博弈和竞争博弈的整体不确定性研究——基于神经成像理论”的演讲是来自于新加坡国立大学Chew Soo Hong教授。Hong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背景和动机。一个决策者可能对来自不同风险源的相同风险给予不同的评价认识。这种风险源偏好现象会造出模糊厌恶(更喜欢在自己熟悉的不确定游戏中下注)和熟悉偏差(更喜欢在来自自己熟悉的风险源的风险上下注)。这两者都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实验者将源偏好扩展成整体策略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游戏对手选择的游戏方式,并且假设人们通常厌恶策略整体不确定性。然后Hong教授解释了他们的实验设计。在整个实验中,十六个实验主体中的每一个都独立做48次决策——进入一个硬币竞争游戏或者是硬币合作游戏,或者选择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收入结果。另外的实验参与者在做决策时一半时间是靠自己的理智推理做决策一半是用掷骰子做决策。

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合作的游戏比竞争的游戏使人们产生更高的期望收益。在两种游戏中,对手是理智决策玩家还是随机决策玩家对参与者来说没有明显的不同。这些发现支持了我们的第二个假设。神经成像方面,Hong教授的团队发现,当处在感知阶段时,尾状叶对是否进入一个游戏所关联的收益价值进行编码。在决策阶段,人体大脑左侧杏仁核和左侧前额皮质之间产生交互活动,这是对是参加合作博弈还是竞争博弈的策略整体不确定性的反应。增加的杏仁核反应是与下列现象相关的:当参加硬币竞争游戏且对手是理智决策者时期望更少的收益;当参加硬币合作游戏且对手是随机决策者时期望更少的收益。

 □ WISE2010硕士生 锡华军

 

 

平行会议III. A:亲社会与反社会行为

主讲人:*马克斯普朗克学院,Hanjo Hamann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秦向东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Yushi Jiang教授

第一位演讲者是来自于马克斯普朗克学院的Hanjo Hamann,他带来了题为“请咬喂你的手:利益相关者立法的实验经济学检验”的报告。Hanjo Hamann主要关注的是公共机构是如何运行的。在这一领域,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众说纷纭,由于角度不同,形成了丰富的文献积淀。但对公共机构行为是怎样影响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者的却缺乏明晰的调查。Hanjo Hamann通过设计实验,使用德国立法机关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阐明这一问题。他观察到被测试者在接受来自股东或利益相关者的命令时极大的影响到了他们的行为、信念和态度。他的研究成果与许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学者们是十分相关的。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秦向东,他带来了题为“不同环境中的作弊——一个实验经济学的调查”的报告。秦向东最初的兴趣是为了比较在外界环境不同的情况下,人们的作弊行为会有什么变化。实验的控制变量有无交流、对称信息、完全竞争和高低支付等。他们的研究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当被试者不知道别人进行了作弊行为,作弊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但一旦被试者知道了别人也在作弊并得到了较高的回报,作弊的概率会大大提高。然而,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中,作弊行为的发生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有部分被试者由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作弊更多,但另一部分由于内疚心理作祟会减少作弊。如果增加双方的交流,这种两极分化会更加的严重。但可能是由于高低支付之间的差距不够大,由这一控制变量所导致的作弊行为变化很小。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不同环境中的作弊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当信息可以自由传递的时候。

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来自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Yushi Jiang。她带来了题为“宗教与亲社会行为”的报告。宗教与精神信仰常常被认为是亲社会行为发生的正面原因。但可能是由于人口的异质性,虽然有很多文献和实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证,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果。为了控制种族、文化的差异性,她对1000多名华裔新加坡学生进行了宗教和精神信仰的组织了Royal Free 采访。除此之外,她观测到被试者亲社会行为的程度是可以控制的,所以设计了实验将利他主义、公平主义和真诚等道德情操抽离出来。被试者的个人报告显示宗教信仰对亲社会行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和信任博弈之中,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无论加入了何种宗教在测试中都显得更为倾向于平等。相反的,精神信仰与亲社会行为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

 □ WISE2010硕士生  童江

 

 

平行会议III. B:交易

主讲人:*莫纳什大学,Nick Feltovich教授

        *瑞典隆德大学,Hakan Holm教授

        *瑞尔盛大学,Fei Song教授

首先来自莫纳什大学的Nick Feltovich教授介绍了他的论文,题为“人们如何对其在交易中地位的变化做出反应?议价能力和均分规则”。他的论文中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交易实验:研究对象通过实际努力来赢得议价能力。这样的实验能修正标准交易理论的不完善之处。他发现在纳什谈判赛局中,研究对象对于自己和对手之间的分歧偿付不是很敏感,双方的分歧偿付均低于半个蛋糕的大小。他总结说即使实际交易地位取决于过去的行为,实际交易仍取决于交易发生时的体制和议价能力的分布。

接下来来自瑞典隆德大学的Hakan Holm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的论文“价格粘性?定价行为差异”。论文中将买家和卖家分为两组:一组是“语用派”根据处境改变行动策略;另一组是“基要派”,其行为建立在理性的假设上。然后他讨论了经验对于这种分离有什么影响以及决定其分组情况的个人因素。通常这种处理方式能够更好地区分买家和卖家。他先检验了一些预先的经济变量,接着是物理和心理变量,从而得到了一个基本定价行为的logistic模型。结果显示角色对价格锚定和正确判断价格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冲动决策者、大型消费者和保守决策者倾向于基要派的定价行为。

最后一个演讲者是来自瑞尔盛大学的Fei Song教授,她向我们展示了她的论文“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不道德许可证”。她首先介绍了论文的背景和动机:在企业和社会生活中决策涉及到道德问题,这已成为各种社会学科比如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实践研究中,来自专业人士的建议、环境的变化和心理观点都会影响个人的决策。所以她建立了一种自由激励代理机制来研究建议者的不道德行为。文章得到了这样一些结论:很多日常决策需要道德监管;许多任务是通过代理人而非个体来进行的;个人的道德是不稳定的、动态的和有延展性的,取决于所处的环境。

根据各位发言者的演讲,同学们对自己感到疑惑的部分提出问题,每位教授都很热心地一一解决。此次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WISE2011硕士生 黄楚楚

 

 

平行会议III. C:金融决策

主讲人:*吉林大学,Linan Diao教授

        *海法大学,Doron Kliger教授

        *马克斯-普朗克公共财产研究所,Jieyao Ding教授

首先,来自吉林大学的Linan Diao为我们介绍了他的论文《基于识别和基于熟悉的投资组合策略——一个实验性研究》。实证证据表明,投资者倾向于偏重于投资国内(国内偏好)和当地(当地偏好)的股票。熟悉被认为是原因之一。Goldstein and Gigerenzer (1999, 2002)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被称为识别启发的概念,在两个物体之间选择的时候,其中只有一个是被认可的,那么人们会选择那个被认可的。投资者认可或者熟悉当地股票,预期他们提供更高的回报,因此,会投资更多这样的股票。作者在德国的Jena进行了一项实验,运用了基于识别和基于熟悉的投资组合策略,来检验主体是否显示了当地偏好。把被实验者分为有经验组和无经验组,另外,作者用了两个数据时期,即牛市和熊市,来看他们是否在这两个市场上表现有所差异。实验结果表明,所有的参与者都把他们在股票市场上的资金更多的投资于牛市而不是熊市。所有的参与者都表现出对当地股票更为熟悉。然而,有经验的参与者更多地投资于当地股票而不是被认可的或熟悉的股票,相反,无经验的参与者更多地投资于被认可的和熟悉的股票而不是当地股票。本实验并不能够为熟悉是当地偏好的原因提供证据。

其次,海法大学的Doron Kliger 为我们展示了他的题为《红色,绿色,财政决策中的颜色激发》的论文。这篇论文研究了颜色曝光作为财政决策的影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激发是指在行动之前记忆里有关的联系和联想被激发的过程。当某些特定的刺激因子或事件增强了相关信息的实用性时,联想就会发生,而后就会影响我们做决定。颜色被广泛应用于财政决策的方方面面:在公司和数据供应商的网站上,电视报告中,在报纸中,广告中,证券市场展示板上,而且主要是红色和绿色被大量运用。本文实验中采用了受试者间设计方案,让受试者接触在不同颜色背景下的财经信息,然后研究这些颜色对他们投资决定的影响。本文重点研究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财务决策,评测了受试者的投资估测情况和产生各种结果的机率。研究结果表明,红色颜色激发着重的是基础资产价值损失。也就是说,在红色背景下的受试者价值估算会高些,此情况下遭受损失的机率要比盈利的机率大些。

最后,来自马克斯-普朗克公共财产研究所的Jieyao Ding呈现了她的论文《买彩票我该选什么数字?中国网上彩票市场的行为异常》。中国网上彩票市场提供了三种行为异常的充分证据。第一个异常是在先前没有被记录的当有一个财务激励要克服的时候的指导效应。既然这个项目中的目标游戏是,人们会与获奖者分享大奖,最好的策略应该是选择那些在其他人那里最不受欢迎的数字,这些是人们可以在网页上获得的信息。然而,另作者惊奇的是,人们会选择那些在其他人那里最为流行的数字。第二种被测到的行为异常是赌徒谬误。虽然赌徒谬误被证明是存在的,它的影响却仅仅持续三天,这比先前研究的结果大为缩短。此外,该数据集的有效性使得展示这两种谬误在一个周期内随时间的展现变得可能。在网上博彩的现象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实验结果表明,后来参与者会表现出比先前参与者更多的谬误。最后,论文给出了一些证据,显示出人们因受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偏爱的特殊的数字。在中国,打赌者更喜欢选择幸运数字8,即使它赢得了前轮比赛,但他们不愿意选择不吉利的14号即使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选到了。

 

 □ WISE2011硕士生  陈越

 

 

平行会议III. D:新经验主义方法

主讲人:*香港科技大学,Wei Huang教授

        *莫纳什大学,Andreas Leibbrandt教授

        *乔治亚州立大学,Glenn Harrison教授

第一个演讲者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Wei Huang。首先,Wei Huang介绍了他们完成论文的动机。他们利用一种不同以往的“信息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一个人的经济福利和感知情形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更深的探知决定人类选择的认知过程。并通过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这两种途径来解释这种认知过程是如何发生并维持的。此外,他们利用Benabou和Tirole的记忆管理模型作为标准来建立他们自己的认知管理模型。他给出了他们模型中时点选择、现实偏好、信号及关键变量的定义。之后,他阐释了他们如何定义健忘以及幻想及人们在何时选择回忆策略和幻想策略。在分析过健忘和幻想的成本收益后,Mr. Huang介绍了四种情形下的贝叶斯完美均衡,分别是通常情形、健忘情形、幻想情形及幻想加之假健忘的情形。他得出了现实偏好会引发幻想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现实偏好中的问题更严重(即模型中的beta值更低),个人更倾向于产生幻想。之后,他分析了信号的信息化,社会活动的频率以及压力事件的频率的作用。当提到思想健康时,Mr. Huang给出了他们模型中对于福利的定义及介绍了正常情形下的福利大于健忘及幻想情形的福利。之后,他比较了健忘和幻想情形下的个人福利差异。同时,他介绍了耐心、社会活动和有趣事件的价值。通过介绍他们进行的实验,Mr. Huang给出了他们的结论,即正常情形是一种比健忘和幻想更好的情形。更高频率的社会活动对于正常和失调的人群都有提高福利的作用。而高频率的压力事件将损害一个人的精神健康。

第二个演讲者是来自莫纳什大学的Andreas Leibbrandt。Leibbrandt向大家介绍其题为“实验室及现场数据在衡量社会选择上的普遍性”的论文。他首先介绍了他研究中的现场假设。包括,湖区内的小规模的专业渔民,开放的CPR,没有法律限制,湖区面临过度捕捞以及捕捞技术决定开采程度。之后,他展示了两种现场测量方法。随后是介绍其实验室测量方法。通过测度相关性, Leibbrandt给出了同一实验室实验,实验室合作实验,现场实验间以及实验室和现场实验间这几种情形下的关联强度。最后,他得出了他的研究结论。这个结论给出了实验室和现场数据普遍性的混合结论。首先,在一些但不是全部的实验室实验中的行为与现场合作之间强烈相关。第二,现场的两个合作行为强烈但适当的相关。第三,在一些实验室行为和现场合作的相关性可以比的上两个现场合作行为的相关性。这些发现证明了实验室和现场数据的普遍性是一致的。

第三个演讲者是来自于乔治亚州立大学Glenn Harrison.,他为大家讲述题为“资产集合和风险规避:理论和证据”的论文。Harrison提到目前从实验中得出的风险态度的方法经常被质疑,因为他们是基于小赌注的赌博并不能扩展到决策者将实验奖励与个人福利相结合的程度。有四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像乌龟一样行动,或是像鸸鹋一样行动,或是根据贝叶斯定理行动,或是像机灵鬼一样行动。Harrison指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丹麦的数据十分适合于他们进行实验。因为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汇聚到丹麦的注册统计机构。这些统计数据来自不同的渠道,不仅仅是自行申报的税务资料,还包括来自雇主和银行等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极好的有关福利的数据,对于扩展个人福利的实验主题的具体信息十分有用。他们直接估计风险态度及与观测到的行为一致的资产组合水平。他们实验中的丹麦成年人的行为与部分资产集合是一致的。这些丹麦成年人的举止就像一小部分的个人福利与效用方程中的实验奖励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小于完全替代。最后Harrison介绍了从这些具体方法中估计出的潜在的风险态度暗示了风险利差和确定等值。这些在期望效用理论和银行依赖效用模型下是先验有理的。这些再一次确认了并是回报校准悖论的建设性解决方法。另外,这个有关部分资产集合的严格结构模型指出了一个风险管理和政策评价领域被忽略问题的丰富的组合。

 □ WISE2011硕士生 王蕴

 

 

主题演讲II:少数博弈中的演化与策略

主讲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大学,Joep Sonnemans教授

来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大学著名的Joep Sonnemans教授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题为:“少数博弈中的演化与策略: 一个都会和策略实验”。

在本次讲座的开始,Joep Sonnemans教授让我们对少数者博弈有了一个总体的看法。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给我们说明什么是少数者博弈。假设有奇数的游戏参与者,每个人都独立地选择红色或蓝色,选中较少出现的颜色的人将会赢得这一场游戏。少数者博弈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游戏,可以用来描述网络拥塞,同时它与市场进入博弈,El Farol博弈,蛛网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某些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少数者博弈可以广泛使用模拟以及实验室实验进行研究。模拟分析的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策略类型。到目前为止实验室能够为人们制定策略所提供的指导很少,因为在一个标准的实验室环境中,相对于可能策略如此庞大的数目而言,实验主体所能作出的决策数目实在是太少了。

之后Joep Sonnemans教授详细地告诉我们他在少数者博弈上所做的实验。教授Joep Sonnemans使用决策方法的实验直接抽出人们在5轮网络实验的策略,实验的每一轮以一个星期为周期。带javascript网页文本编辑器被使用于实验,从而后5期的结果能被使用并使混合策略成为可能。实验的任务是在前四轮的决策的基础上制定策略,实验参与者有5人,进行100个周期。参与者可以测试任意多的策略并与上一轮随机选取的策略进行对比。从而他们有足够的可能性去进行试验和学习。每个星期,模拟都在运行并且参与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接受反馈的结果。

然后,Joep Sonnemans教授向我们报告了他通过模拟而获得的一些信息和结果。他们能知道决策主体对于上一轮的决策有多满意,并且能知道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去制定决策。他们发现人们使用的策略是异质的尽管总体的结果非常类似于对称的纳什均衡。生存演变竞争产生的策略比完整的组合策略显示出更高水平的协调性。

在讲座的最后阶段,Sonnemans教授提出了他们的研究结论。人们使用混合策略并且以更详细的历史信息而不是仅仅以输赢信息作为行动的前提条件。在每一轮中成功的策略都善于剥削别人,但这些策略却难以在演变中生存。在各回合的决策中没有出现显著递增的协调,几乎没有学习效应。生存策略不愿作出改变从而提高了稳定性,但当一个糟糕的情况持续太久时他们会以一个极小的概率做出改变。最后在激烈的讨论还有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演讲结束。

□ WISE2011硕士生  唐菲婕

 

 

 

主题演讲III:行为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主讲人:*乔治亚州大学,Glenn Harrison教授

此会议演讲者为来自乔治亚州大学的格伦·哈里森教授,他为我们带来了行为计量经济学最新发展的讲座,由此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了前沿的行为计量学。

讲座伊始,哈里森教授简要介绍了演讲的主题。目前行为计量学的发展加强了理论、实验设计以及计量经济学的潜在联系。哈里森教授指明这三者有整合的趋势。然而,这三者之间的差别也衍生了一些问题。最新研究都致力于阐明这种整合趋势的益处,却事实上导致了六种建设性的发展以及四种令人遗憾的趋势。接着,哈里森教授详细列明了这六大结晶以及四大错误,即六大建设性意见以及四个不良的趋势。前者主要内容如下:从理论角度对隐式结构性模型的全面信息估计、几个实验的共同估计、不均匀数据产生过程的混合模型、随机系数和无法观测的个人差异性、战略行为的计量方法以及对自然和实验数据的补充使用。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错误也同时存在,比如伪估计校准。还有,对最小二乘法有点变得狂热,研究平均效果这种做法也很盲目等。

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目前这些发展的现状,哈里森教授举了衡量风险厌恶的模型为例。众所周知,一般方法是先建立一个参数结构化模型,然后定义似然函数并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不过目前有对这方面的延伸,包括不同的EUT模型,非EUT模型以及可观测性差异。另外,行为误差、非可测性差异以及它们的混合使用也是这些的进一步扩展。接着教授阐述了一个涉及到经典决策模型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以上方法的运用。具体是在不同选择下有不同的货币收入,并对应地带有不同的概率。而不同的选择的累积概率究竟是怎样的?基于所建的模型,哈里森教授认为可以是Hardnose Theorist函数,也可以是正态或对数函数。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有排序性的效用函数的话,我们可能要使用刻画不同风险特征的效用函数形式,比如固定相对风险厌恶,指数甚至非参数效用函数。除此之外,教授还介绍了关于随机系数的基本思路以及与近似法结果的联系。

最后,哈里森教授做了一个总结。目前已有精确的工具来使用更好的计量方法,而我们也能够开展正面的讨论,这无疑是好的。然而事实上坏的方面也是不能忽略的。计量学家似乎不重视或者在这方面开展研究。而开展势分析是必要的,却比较麻烦。除此之外,要使研究的稳定性更强,需要更大的样本,而这事实上也是困难重重的。

□ WISE2011硕士萧细妹

 

 

主题演讲IV:风险设计:强度,可靠性,异质性

和涉及风险的实验方面

主讲人:*查普曼大学,Nathaniel Wilcox教授

第四次主题演讲由来自查普曼大学的Nathaniel Wilcox教授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题为:“风险设计:强度,可靠性,异质性和涉及风险的实验方面”。

首先,Nathaniel Wilcox教授简要介绍了对风险态度的测度的可靠性问题。在Low MPL(Multiple Price List)中的主体风险态度的测度被定义为主体选择更低风险的选项的次数。根据Holt 和Laury在2002年的研究,当93名试验者在Low MPL中进行选择时,风险态度测度的绝对项出现了非常多的噪音,即该测度呈现出不稳定性。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Nathaniel Wilcox教授谈的是三个模型,这三个模型都是通过考虑Low MPL中的噪音在实验中产生的影响而形成的。基于不同的期望效用,有三个随机选择模型,每一个模型都是基于主体从二元备选集合里选择更安全的选项的概率而提出的。教授简略地介绍了Strong Utility Model和Strict Utility Model,并对应每一个模型给出了被广泛使用的代数等价形式。Nathaniel Wilcox教授自己提出了Contextual Utility Model,在共同而不变的效用范围内产生的决策集合中,可以进行任意采集并通过观察发现Contextual Utility Model和Strong Utility Model是等价的。Nathaniel Wilcox教授通过使用CRRA-Like效用函数和Holt与Laury实验中的93名主体,分别对Strong Utility Model,Strict Utility Model和Contextual Utility Model的参数的分布进行估计,发现Contextual Utility Model和Strong Utility Model非常相似而Strict Utility Model过高估计了样本中的试验稳定性。

然后Nathaniel Wilcox教授提出了Monte Carlo Simulations,从而验证三个模型的风险态度测度以及其它行为之间的预期关系。Nathaniel Wilcox教授总结说, Stated Beliefs和概率加权函数将在经验上分别比效用曲率重要2.5倍和2倍。这一结论是通过确定目标任务选择的Population标准差来验证的。接着教授分别就五种不同的Briefs的β分布给出了明确的Monte Carlo Simulation的过程,并展示了在不同Belief异质性假设下的相关性和R-squares。

最后,Nathaniel Wilcox教授作了一个总结,对于这些种类的实验性的努力来说Power可能很差,并且非常精密地依赖于Belief异质性中的噪音的方差。他认为当我们试图将风险态度的测度与博弈中的其它选择或行动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应该感到失望。同样清楚的是,不同的随机模型产生不同的Power Implications,尤其是Strong Utility会产生较积极对Power的看法。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会议嘉宾和来自WISE的老师就效用曲率的异质性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报告圆满结束。

□ WISE2011硕士生  黄文强

 

 

平行会议IV. A:竞争

主讲人:*奥克兰大学,Ananish Chauduri教授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陈卓琼教授

        *奎尔夫大学,Bram Cadsby

来自奥克兰大学的Ananish Chauduri教授首先为我们带来了他的最新论文,名为”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mpetition in a Real Effort Task”,这篇文章主要通过为实验者们设计一个需要一定时间学习的较难的任务,让实验者们在给定的条件下进行博弈,通过在不同条件下实验者的表现,主要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每轮博弈后知道自己的输赢对后续博弈的结果是否有显著影响。2、在信息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程度的奖励刺激对于博弈结果是否有显著影响。3、外在的激励和内在激励是否有所不同。最后,作者也检查了性别在博弈过程中对博弈结果的影响。通过20轮的实验,作者利用GLS regression对结果进行回归,由于win/loss dummy并不显著,说明每轮博弈后知道自己的输赢对结果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其他的结果的检验,发现不同程度的奖励刺激对博弈的结果的影响也不显著。男性在外部激励和内部激励的刺激下表现没有太大差异,而女性在外部激励的刺激下表现要明显好于内部激励。作者认为,很多结果不显著可能与任务设置的难度偏高以及博弈轮数较少有关。

来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陈卓琼教授为我们带来了名为“Tiger Wome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Sorting by Ambi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的演讲。他的论文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大学生对于求胜欲望和风险的态度的性别差异。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相同,当只考虑到对风险的态度差异时,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加的厌恶风险,但这种现象只在低档次的高校中出现。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与前人文献相背的地方,即使在中等档次的大学,女性的求胜欲望可能也相对较强。在一流大学中,女性的往往比男性更加有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可能来源于对风险的相对偏好和更强的求胜欲望。这与西方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作者认为,这种差异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中国高校录取方式与西方不同造成的。中国的高校录取方式主要由考试决定,而西方的高校录取主要由推荐和划分等级所决定。

最后,来自奎尔夫大学的Bram Cadsby带来了”How Competitive are Female Professionals? A Tale of Identity Conflict ”。作者利用实验的方法测试了性别和专业的身份是否会影响到个体对于竞争的偏好。实验的主体主要是拥有专业身份的女性和专业身份的男性如MBA在读学生。作者对于MBA的学生进行了有关性别或者专业问题的问卷,同时所有的参与者会承担一项需要付出努力的任务并在piece-rate和competitve-tournament compensation中做出选择。Professional priming的女性会比gender priming的女性会对竞争有显著地更多的偏好。而对于男性却并不是这样。这种内在化身份的激活可能会影响到职业选择和表现,并由此影响到一些被观察到的性别工资差距。

最终,很多教授就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提出了问题,讲座在与会者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 WISE2011硕士生 刘新宇

 

 

平行会议IV. B:在有限重复博弈中的合作

主讲人:*中国台湾中原大学,Tzu-Wei Lin博士

        *挪威斯塔万格大学商学院,Aashild Johnsen博士

        *英国格拉那达大学,Natalia Jimenez博士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Tzu-Wei Lin博士,他的论文题目是“To Cooperate or Not? Experiments on the Effects of Anonymity, Ability to Revenge and End-game。在这篇论文中,Tzu-Wei Lin博士阐述了在有限次数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games)中为什么人们会合作,报告中他给出了三个原因:Anonymity, Tit-for-tat strategy, End-game effect。为了证实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他与他的导师在台湾中原大学的行为经济实验室(Behavioral and Economic Experimental Clouding Lab)进行了实验,参与实验的是中原大学的所有经济类的学生。在试验中这些学生扮演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并且对手是学生或者电脑(电脑被认为是不会有报复行为的实验参与者)。实验分为两次次,第一次参与实验的人不知道对方是谁(Anonymity),第二次次参与实验的人知道对方是谁(face to face),每次实验中再分为两类实验:一类是参与者知道总共要博弈多少次,一类是参与者不知道总共要博弈多少次。通过有限次数的博弈,观察每次实验的双方合作的次数,做成图表进行分析对比,并通过假设检验来验证实验结论。在这次实验的观察结果中,他发现face to face的实验中参与者合作的次数要远远大于anonymity的实验;并且有电脑参与的是实验合作的次数明显少于双方都是学生的实验;在知道实验什么时候结束的实验,在实验次数快达到预订的次数是合作的次数也会减少。通过以上的观察结果,Tzu-Wei Lin博士得到了以下的结论,对手的报复能力将有利于有限重复博弈中的合作,而匿名和实验结束都将降低博弈中的合作意向,降低合作的次数。在Tzu-Wei Lin博士报告结束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对他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一位来自美国的教授提出了,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是否会因为参与实验室有酬劳的而影响到他实验中的合作动机,Tzu-Wei Lin博士针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详细的解释。

第二个进行报告的是Aashild Johnsen博士,他的论文题目是“Trust and cooperation in finitely repeated games”。在这篇论文中他给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在囚徒困境中人们会进行合作,在报告的开始他给出了三个影响信任和合作的因素: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problems),合约的不完整性(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以及名誉激励(No reputational incentives)。为了验证他的观点,Aashild Johnsen博士进行了礼物交换的实验(gift-exchange experiment),他将人群分为2类,一类是有信誉的一类是没有信誉的,在这个交换礼物的实验中,他发现没有信誉的人群在短期的实验中选中了不赠送礼物,而在长期的实验中则会选择交换礼物以获取未来预期的礼物。而对于有信誉的人群,无论在长期和短期中都会有选择赠送礼物,并且在长期的游戏中会选择与信誉较高的人去交换礼物。在短期的试验中道德风险体现的比较严重,因此在短期的实验中,没有信誉的参与者将会获得较高的利益,然而在长期的实验中,这种道德风险将被大大的降低。并且在长期中,游戏的规则(合约)将被较好的实施,因此在长期的游戏中,整个实验的效用变得比较高。通过对实验数据的收集,他得到了结论在有限次数的博弈中,信誉将有利于人们进行合作,在论文的最后,Aashild Johnsen博士对论文中的观察结果进行了检验,并证明了他的假设。在Aashild Johnsen博士陈述完他的论文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对于他的实验进行了提问,给他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最后进行报告的是来自英国格拉那达大学(University of Granada)的Natalia Jimenez博士,他的论文题目是“Efficiency, Team building and Identity in a Public-goods Game”。在这篇论文中,他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的博弈中,并且通过对公共产品的博弈实验来解释论文的观点。在他的实验中,人群可以组成一个team并且用这个team的大小来衡量整个最后的效用,在实验的参与者中可以选着和另外的实验个体组成一个team在这个team中每个个体都要付出并且享受到这个team的公共产品(cooperation),而不付出的个体(no cooperation)将被剔除出这个team,在实验的最后,他发现那些最大的team是那些每个个体都愿意付出(cooperation)的人群。最后通过观察发现大的team拥有较高的效用。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检验,他总结了,只有通过团队的建设,提高团队的效率以及识别每个个体的不同(提高团队中个体博弈的合作)才能更好的增加团队中的合作,。对于他的论点很多教授认为比较有新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对实验的设计和实施提出了一些建议。

最后这次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 WISE2011硕士生 刘财云

 

 

平行会议IV. C:匹配问题

主讲人:*阿德莱德大学,Ralph-C Bayern教授

        *格拉纳达大学,Elena Molis教授

        *未来大学,Toshiji Kawagoe教授搜寻和匹配是在当代劳动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拉尔夫·拜尔(Ralph-C Bayern),埃琳娜·茉莉丝(Elena Molis)和Toshiji Kawagoe,三位分别来自阿德莱德大学,格拉纳达大学DE和未来大学的优秀学者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论文,与我们共同探讨了各种匹配问题。

首先,由拉尔夫·拜尔详细介绍了题为《合作伙伴关系——分开和声望的作用》的论文。有很多情况下人们都知道合作对每个人都有益,但理性人却有动机不去合作。这种例子很多,诸如公共物和俱乐部商品的提供,团队游戏,公用地悲剧,寡头垄断,合资企业,负外部性等等。拜尔博士的论文聚焦于合同不能解决个人动机的社会困境。他们通过实验调查内源性伙伴关系的形成是否会提高社会困境的效率。在实验中,被测试者进行重复的公共物品的二人博弈,每四轮博弈以后各自会与他们的合作伙伴分开。没匹配的被观测者要根据自身的意愿程度对可供选择的其他人进行排序。稳定的结合机制能确定新的匹配。论文的结论是内源性集团的形成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在重新匹配时过去提供的贡献的数据和对保留合作关系的奖励有积极的作用。至少存在以上一个因素才能导致效率的提高。

然后,埃琳娜·茉莉丝展示了论文《室友问题上的实验结果》并分享了她对不稳定的室友问题机制的看法。该论文旨在研究在分散的室友市场中个人如何选择自己的室友。由于没有现实世界的数据,他们的研究运用了实验的方法。论文的结论是实验对象的决策往往符合理论模型,他们追求改善自身的现状。然而,孤立的个体的决策失误往往使参加实验者放弃理论上稳定的匹配,使得市场变得不稳定。信息的缺乏似乎对个人理性没有显著的影响。信息不完全的市场特别容易出现上述问题。

接着,来自东京的学者Toshiji Kawagoe给我们做了题为《择校问题中东京机制的实验研究》的报告。论文对东京择校机制进行研究,分别对比了波士顿机制和GS(Gale-Shapley)机制这两个著名的择校匹配机制。Toshiji Kawagoe的论文有三个要点:1)当真相告知处于均衡时,波士顿机制效率最高;2)当真相告知不处于均衡时,GS机制效率最高;3)东京机制实现的效率处于波士顿和GS之间。因此,不管偏好结构如何,东京机制达到适中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东京机制是无风险的机制。

 

□ WISE2011硕士生 罗淑媚

 

 

平行会议IV. D:市场

主讲人:*普朗克学院,柯长霞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张方舟教授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张振轩博士

来自普朗克学院的柯长霞是第一位演讲者。她首先指出,成本上升(“rockets”)情况下价格调整的比成本下降(“feathers”)时快很多。实证研究涉及到了很多产业,如汽油、银行以及农业方面。然而,传统的经济理论并不能预测对称价格调整(APA)。为了解答这个谜团,他们考察了对引起“Rockets-and-Feathers”现象成因的理论解释的可靠性,集中于关注搜寻与信息摩擦。通过引入两种简单的市场结构和两种信息条件,他们从四个方面来观测价格扭曲及对称价格调整。他们的研究表明,搜寻成本及私人信息均不是价格对称调整所必须的。他们发现,出售者是理性的,出售者通常会根据出售情况来调整价格;而买方形成适应性预期,并随之搜寻。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方舟,他作了题为“再分配机场位置的一种组合机制——一场实验研究”的报告。他们使用一种新的组合机制来研究如何提高机场位置在基于现金的投标者之间分配的效率性。所谓基于现金的投标者,是指可以与中央化的组合机制进行交换,以自己持有的位置来换取他想持有的位置的人。这篇文章在两种因素下比较了四种情况拍卖, vickrey价格与第一价格,相机抉择与非相机抉择。他们发现,组合机制通过再分配能增加效率性。当投标者可以临时得进行交换,则帕累托最优边界几乎能够达到。投标者在第一价格下获得相对低的收益但在vickrey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相反,中央决策者在第一价格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在vickrey下会发生损失。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投标者对于自己在vickrey下对于社会贡献的预期使得他们表现的比在第一价格下更加积极。敞口风险使得投标者在非相机抉择下变得保守。

下来演讲的是来自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张振轩,他同时也是这次会议主办方WISE的二年级博士生。他报告的题目为“Hayak假设及长期竞争性均衡:一场实验调查”。他们研究了当产品要求投入要素的水平在价格及产品水平决策提前设定时双重竞价市场的表现。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Vernon Smith的“Hayak Hypothesis”可以延伸到长期偏均衡的情况。对于能产生U型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及均衡的技术,能产生多个均衡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这个结论都是成立的。除了协调问题,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比存在唯一均衡情况下的分配效率更高。

 

□ WISE2010硕士生 蓝烨

 

 

平行会议V. A:信任

主讲人:*莫纳什大学,Jie Liang教授

        *复旦大学,Bingling Gong教授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David Ong教授

        *加州理工学院,Walter Yuan教授

Jie Liang 教授的论文题目是“To Lie or not to Lie”。该论文主要研究中国的宗教对人们撒谎与信任行为的影响。由于信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并具备获得帕累托改进的力量,因此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而选择中国是基于Ingehar悖论,民主是社会信任重要的决定变量,而中国却是例外。中国民主化程度不高,但是社会信任程度却很高。随后Jie Liang教授回顾了一些传统和非传统的信任行为理论。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与宗教有关的假设。之后,他解释了该研究的实验设计与步骤。对参与者的资料,如何招募参与者,参与者的报酬以及实验所用的平台(Z-TREE)作了说明。给定收益结构,该实验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基准,即参与者不知道对方宗教信仰。该博弈有两个参与者,第一方发出信息再由第二方决定是否相信该信息。第二阶段,双方都拥有信息即对方与自己有共同宗教信仰。第三阶段双方知道对方与自己没有共同宗教信仰。另外,他还解释了两个衡量宗教虔诚度的方法,并用抽彩法衡量风险规避程度。然后,他得到了一些描述统计数据,并对之前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该实验所得到的数据显著支持其假设。除此之外,还加了一个辅助实验,一个参与者与电脑之间博弈,并提出第四个假设并对该假设作检验。Jie Liang 教授的结论为考虑宗教和社会身份,收益结构对撒谎行为没有影响。而宗教信仰的确对撒谎与信任行为有显著影响。

之后,来自复旦大学的Bingling Gong教授作了题为“Ultimatum Game and Risk Experiment on Matrilineal Mosuo and Patriachal Yi”的报告。Bingling Gong教授研究了中国的摩梭族和彝族这两个少数民族人们行为的性别差异。Bingling Gong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一些摩梭族和彝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并提出了性别差异是天生还是后天的问题。接着,她介绍了论文中使用的最后通牒博弈:24个参与者包括12个提议者和12个接受者,进行随机配对。该博弈对每个参与者提供5元报酬,另外10元在博弈中作为双方收益分成。博弈策略是提议者写出自己想要的价格,接受者写下自己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如果接受者的价格(Pr)大于提议者的价格(Pp),那么提议者将获得Pp,接受者获得10-Pp。否则双方都获得0元。另外,为了控制提议者在决定过程中的风险成分,在通牒博弈后又让参与者参与了风险博弈(Risk Game)。之后她展示了从实验中得到的结果。数据显示了两个民族不同性别提议者,接受者所要求的价格的均值、方差。在这一部分,她还通过秩和检验和Levene检验对性别差异和民族差异以及期望收益进行检验。另外她还对提议者与接受者的决定和期望收益进行Censored Tobit回归分析。最后,Bingling Gong教授得出结论,作为提议者,彝族女性要价显著高于彝族男性,而摩梭族女性则比男性要价更为公平。然而摩梭族女性通过合理分配得到的收益比彝族女性强势要求所带来的收益高。另外,风险规避态度以及家庭规模,对生活的满足程度等因素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决定也有很大影响。而性别差异不仅是天生的,后天环境对其影响也非常显著。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来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David Ong教授,其报告题目为“Deserving Altruism:Type preference in the Laboratory。” Ong教授首先介绍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该论文的主要贡献。与传统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和自私的,以及其他研究结果表明人是“被迫利他者”不同,他们得出了人对于特定的“值得”利他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利他性的猜想。另外,虽然其他研究结果对这个猜想提供了一定的证明,但是这些研究本身存在局限性。该论文的贡献在于,通过研究发现,排除禀赋效应,类型偏好(type preference)仍存在,并且排除了羞耻心、自责、羊群效应、实验者的需要以及厌恶不平等等被认为是影响人类利他行为的因素的作用。此外,该论文对于实验方法也作出了贡献。与其他研究相比,他们第一次使用双盲(double blind)和沉默退出(silence existing)相结合的方法,检验了隐性和显性双盲的差异性。另外,为检验禀赋效应,他们在同一实验中设计不同的禀赋来进行分析。接下来Ong教授介绍了实验的设计。在Lin和Ong教授2011年的一个实验设计的基础上,他们引入第三个参与者,并赋予外生的原始禀赋:6元、20元、32元。通过银行转帐方式进行支付以保证沉默退出。对实验进行两组处理:一组是隐性双盲和沉默退出,另一组是显性双盲和沉默退出。第三个参与者根据第一个参与者在独裁者博弈中给第二个参与者的支付决定支付给第一个参与者多少。随后,Ong教授将实验所得主要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20元和32元的初始禀赋下,显性和隐性组表现出的行为相同,而在6元的禀赋下,两组的行为完全相反。教授对所有第三个参与者与第一个决策者的支付与自身禀赋作了大量回归分析,得到一系列相关系数。另外,通过对隐性和显性组所能得到什么差异进行检验,得到一系列隐性和显性双盲实验的结果。所有结果都是支持其假设的。最后,Ong教授讨论了两个与其他研究结果不同的两个发现:递减的支付和其他可能因素影响。他得到的结论是,类型偏好的确存在,而且初始禀赋“正常”的情况下,隐性和显性双盲与沉默退出所得到的结果没有差异。

最后一位报告者Walter Yuan作了题为“Paradigm Shift in Experimental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的报告,主要是介绍实验经济学研究中所用到的应用软件。首先,他介绍了桌面应用软件,这是目前许多研究员使用的软件,比如Z-TREE和Multistage。但是这些软件存在不足。其次,他提出现在的网络应用软件。并以他开发的一个名为“Quota”软件为例说明这类软件的用处的优点。这类软件非常丰富,而且容易操作,尤其在内联网中优势明显。但是这类软件也有其缺点:缺少交互式沟通,没有统一的基础系统等。最后,他提到实验经济学研究软件的趋势将走向移动通讯工具,手机应用软件逐渐受到关注,其用户量也非常大,因此机会比较多,但是手机应用软件的开发仍充满挑战性。

□ WISE2011硕士生 彭明志

 

 

平行会议V. B:公共物品

主讲人:*日本早稻田大学,Robert Veszteg教授

        *日本大阪大学,Takehito Masuda博士

        *国家政策研究所,Alistair Munro教授

第一位演讲者Robert Veszteg教授的演讲题目是“Public-good games and the Balinese”,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故事,讲述了居住在巴厘岛的班查尔人在公共决策上成功的案例,通过成员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社区的合作得以延续。针对这一现象,Robert Veszteg教授进行了实地的采访和实验,在假设居民有两种货币、共同偏好、集中惩罚等前提条件下,选取了110户居民进行小型的面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最后,与会人员就前提假设、框架效应等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位演讲者Takehito Masuda博士的演讲题目是“The Minimum Approval Mechanism Implements the Efficient Public Good Allocation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他为我们解释了MAM 机制的含义,两部分人群进行对公共物品贡献的抉择,如果达成一致,则实行;反之,则取两者愿意贡献的最小值。而且,Takehito Masuda博士提出了其他一些实验机制:EMCM、SMAM等。最后,他还就问卷实验的未来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

最后一位演讲者Alistair Munro教授的演讲题目是“Impure Public goods and Pro-social Behavior:an experiment”,他幽默风趣的开场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给大家说明了非纯产品的例子,并且提出了中立、有效和无效的产品约束模型。在实验的问题上,他将参与实验者进行随机博弈为目标,在有限禀赋和选择的前提下观察结果。得出高水平的支撑可以提高捐款的结论。

本次公共物品分会场吸引了不少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参与,大家在会后热烈的探讨相关问题。

 

□ WISE2011硕士生 常彬

 

 

平行会议V. C: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

主讲人:*乔治亚州立大学,Glenn Harrison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Bin Miao博士

        *日本国近畿大学,Grzegorz Mardyla教授

        *拉德伯德大学,Jianying Qiu教授

首先,Glenn Harrison教授做了关于独立公理和两极行为主义的报告。风险理论的发展要求对独立公理的行为有效性进行评估。独立公理在关于期望效用理论和其他风险决策理论的评述中有关键作用,同时也在确定风险偏好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程度方面有重要影响。如果个体在选择时违背独立公理而对结果采取概率加权,这被称之为两极行为假设,即决策者直接比较两项彩票时违背独立公理,但是当评估组成多任务实验结构的多种彩票时服从独立公理。对此,Glenn Harrison教授提供了直接针对该公理和概率加权的试验。实证结果表明,两极行为假设并不显著,等级依赖效用模型中得非参数偏好估计量与不要求独立假设的选择相比,受要求独立假设的选择影响更显著。因此得出提出假设和估计当允许违背独立公理时,理论上一致的行为模型实验。

接着,Grzegorz Mardyla教授向大家讲述了题为“再探阿莱理论:一项彩票选择实验”的报告。首先,他简要介绍了这项试验的研究目的,即通过标准多阶段的彩票试验来检验在确定和不确定结果下阿莱类型的不连续偏好。这项试验分为三阶段:(1)简单的一阶段彩票选择;(2)不确定下的彩票试验;(3)确定的固定收益下的彩票试验。结果表明,选择与涉及不确定性的彩票收益不一致。当检验用理论的有效性时,决策结果与不确定和确定条件下地期望效用理论预测值偏离,偏离程度比涉及损失的不确定或确定试验更高。除此以外,选择结果在客观上相同的条件下通常表现不稳定。

紧接着,Bin Miao博士的演讲题目为“两阶段彩票试验的变形:一项实验研究”。他叙述道,他的论文主要采用一个新的试验设计调查对两阶段的彩票试验时的风险态度。从样本均值的结果中可以发现:(1)复合彩票试验未减少,(2)无时间中立,(3)二阶均值的风险规避更分散化。一阶段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对一系列已存在的模型提出了实证挑战。Bin Miao博士采用基于多元决策过程和同一样本内共存异质理论的混合模型,研究两阶段的均值-方差行为经济学模型,模型结果与观测到的行为方式相吻合。

最后演讲的是Jianying Qiu教授,他的报告主题是“相对模糊厌恶:理论和试验”。首先,他介绍了在模糊厌恶的标准模型中,一项模糊资产的评估被认为是与风险资产独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仅有直接涉及模糊资产的信息才被使用。但是一些实证资料表明当模糊资产被脱离于风险资产孤立试验时,价值并没有系统上的差别;但是当与风险资产一并试验时,模糊厌恶显示强烈,即模糊厌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和风险资产的比较。实证结果表明,当模糊资产和风险资产一并试验时,风险资产的获利程度被看做是评估模糊资产潜在获利程度的参考点,当存在收益时,获利高概率比参考值要高。实验结果与模型假设相一致。

 

□ WISE2011硕士生 潘蕾

 

 

平行会议V. D:金融与资本市场

主讲人:*利物浦大学管理学院,Yiquan Gu教授

        *南洋科技大学,Jipeng Zhang教授

        *西来大学,Chi Sheh教授

        *卢森堡大学,Tibor Neugebauer教授

来自利物浦大学管理学院的Yiquan Gu教授首先做了题为“金融市场中战略混淆和消费者保护政策”的演讲。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从理论和实验的角度上研究了在零售市场中各厂商所采取的混淆策略。他们的研究表明,那些更具有声誉的公司反而更喜欢采用混淆策略,而且声誉占优公司通常采用最大量的混淆战略,而那些不具有相对声誉优势的公司所采用的混淆策略的程度则取决于公司的声誉与消费者保护政策之间的不对称性。他们也评估了那些会对混淆策略的程度起到约束的消费者保护政策的影响,而且评估的结果表明这些消费者保护政策在声誉相对不是很好的公司增加他们混淆策略实践的过程中表现的并不是很有效。

第二位进行演讲的是来自南洋科技大学的Jipeng Zhang教授,张教授演讲的题目为“泡沫与经验:一个有新的交易者稳定流入的实验”。首先,Jipeng Zhang介绍了这篇文章的研究的目的和动机以及实验程序的设计,在实验性的资产市场上,他们重新考察了交易者的经验对于泡沫形成的影响,并且就经验和泡沫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说,他们发现从实验中得到的结果是和从实际研究中得到的结果相吻合。特别的,他们还研究了在重复操作的资本市场中引入一个稳定的无经验的交易者的时候所产生的情况。通过检验他们发现,当部分交易者获得更多的经验的时候,泡沫并没有大量的减少,而且在不同的资产市场中,衡量的泡沫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不同。同时,他们的研究也证明了新投资者的流入在资产泡沫的形成的过程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Jipeng Zhang教授还指出,对于本篇文章他们还将继续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将会考虑流入的投资者的交互影响,经验,信息以及预期和信念在资产泡沫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接下来的一位演讲者是来自西来大学的Chi Sheh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极端市场中的经销商行为”。像通常演讲一样,他首先介绍了这篇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他指出这篇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索市场崩溃的问题。根据设计的实验,他们检验了在具有高层次信息不对称的极端市场条件下的安全交易的行为。他们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经销商不知道信息不对称的水平,而且市场允许他们自行决定是否退出市场,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市场崩溃状态的不可预测性。通常当市场遭遇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市场是不公开的,他们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相比于只有唯一经销商的市场,竞争性的市场在面对信息不对称水平大幅增加的时候表现的更具有弹性。与此同时,一个更具有竞争力的经销商市场还提供了深度更高、规模较小的利差,从而降低了向客户提供的交易成本。他们还认为这项研究对于经销商市场的设计同样存在潜在影响。

最后一位演讲者也是本阶段会议的主持人,他是来自卢森堡大学的Tibor Neugebauer教授,他为大家带来的论文是“在控制实验条件下关于首次公开发售中的抑价的实验”。首先,他列举了关于文章所研究问题的实证证据;然后他指出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我们是否能够观察到首次公开发行的抑价行为?公开发行抑价是否取决于发行机构的选择?对于经验丰富的主体,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是否接近公允价值?初始定价是否会影响泡沫的形成或者影响实验条件下资产市场中资产的总量?”其次,他对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做了一个简短介绍,并说明了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接下来,他阐述了本文的实验设计以及从中得到的结果。在实验经济学实验室中,他们研究了交易性金融证券资产初始定价的三种不同的多单元统一的拍卖机制。第一是密封投标拍卖,第二是当前价格实时更新的动态拍卖,第三是两阶段累计投标机制,而且在第三种机制中,密封投标在第一阶段确定固定的价格,而分配给中标者的数量则在第二阶段确定。通过把交换的股票的价格以及其内在价值和初始发行价格相比,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实验中初始价格均偏低。而这个结果是和那些具有无经验主体或者只有一次性经验的主体的市场的结果相吻合的。他们认为处置效应是得出这种结果的一种潜在驱动力。

 

□ WSIE2011硕士生 王凯

 

 

主题演讲V:类似期权的激励机制引发了泡沫?

主讲人:*因斯布鲁克大学,Michael Kirchler教授

第五次主题演讲上,来自因斯布鲁克大学的Michael Kirchler副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类似期权的激励机制引发了泡沫?”的精彩讲座。

报告伊始,Kirchler教授介绍了此次报告的研究背景。他首先介绍了泡沫产生的原因,并指出除了那些公认的因素如流动性冲击、羊群效应等,非线性的激励机制也是引发资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理论界一致认为,在某些市场的泡沫是由金融机构内部的过度冒险,红利发放制度以及基于期权的偿付计划引起的。同时,金融危机以来,如何对市场参与者进行偿付(如红利发放、期权激励等)成为讨论的热点。

在回顾了非线性激励机制的相关研究之后,Kirchler教授提出了此次研究旨在解决的两个问题:类似期权的激励机制导致了错误定价和高估?基于类似期权的激励机制,风险资产更容易被错误定价和高估?

然后Kirchler教授简要介绍了实验的基本构建。首先,他们设计了4个变量(线性激励机制的低风险资产、线性激励机制的高风险资产、凸性激励机制的低风险资产、凸性激励机制的高风险资产),并选择FV恒定的资产市场。在连续双拍卖的交易机制下,10个个体在同一资本市场下进行12次交易,每个个体拥有40股和2000块钱。风险中性的FV值设为25,实验中不允许卖空股票和借贷。假设个体追求风险中性、利润最大化,他们预测了个体的最大理性交易价格,并分别就线性和凸性的激励机制建立了两个预期支付函数。最终发现,类似期权的激励机制下的高风险资产被错误定价和高估的程度达50%以上,尽管从个人利润最大话的角度出发,这些泡沫是产生是合理的,但却使总体的价格水平不能有效反映市场信息。

会议期间,Kirchler教授风趣幽默的表达赢得阵阵掌声,与会者就资产泡沫问题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 WISE2011硕士生 钱倩云

 

 

平行会议VI. A:信任II

主讲人:*新南威尔士大学,Ben Greiner教授

        *斯塔万格大学,Miguel Luzuriaga教授

        *奥克兰大学,Ananish Chaudhuri教授

 

在本部分中,一共有三个人发言。第一个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Ben Greiner,主题为“不平等(inequality)和信任(Trust)的动态相互影响(Interplay)研究:一个实验研究”。他们研究了在一个动态增长的游戏(game)中不平等和信任的相互影响。在游戏中,信任提高了效率并因此使得实验经济在未来有更高的增长。在展示中,他采用从介绍,实验文献,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假设,实验结果和结论的顺序。他们发现,以投资在一个信任游戏的财富所占百分比度量的信任一开始在有禀赋的情况下很高,但是随着时间而减少。在一个不均等禀赋的处理中,信任初始比较低但比较稳健。最后,Ben强调他们的结论表明不平等性的水平和根源对动态信任都会有影响。

第二个发言的人是斯塔万格大学的Miguel Luzuriaga。他演讲的题目为“用别人的钱玩信任(Trust)游戏”。首先,Miguel Luzuriaga强调他研究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的是互惠的选择(reciprocal preferences)帮助人们相互信任,但是当人们代表其他人做决定时互惠性(reciprocity)会有影响吗?他们试着去研究当人们使用其他人的钱时是否可信和以信任为荣誉。他们按照1995年Berg等人的著名的信任游戏的方式,但做了一个重要的修改:信任人(送出人)代表第三方(客户)把钱送给被信任人(接收者)。他们发现了当送出者送出他们客户的钱时接收者返还了一个数量非常少的钱。由于返回收益落入客户手中而不是送出者手中,所以接收者和送出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互惠。最后,他总结说他们的实验表明了,尽管在研究对象代表他人做决定时,互惠是对于理解信任游戏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的影响跟人们代表自己做决定时的情况相比要来得小。现场有几个问题被提出来,但是由于时间关系,讨论只能等到这一部分结束才进行。

最后一个发言人是来自奥克兰大学的Ananish Chaudhuri。他演讲的主题是“信任(Trust)和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的性别差异个人和单一性别组”。在这一部分,Ananish Chaudhuri给我们展示了非常生动的PPT。在展示中,他说明了他们试着去发现在个人和群体中信任和可信赖性的水平差异,在他们的研究中每一组既只含两个男性或者两个女性。他们希望能理解同一性别的单一性别组和个人的不同表现。他们发现,总体而言,群体比个人更容易信任,而且男性群体是最容易信任的。但是与此同时,男性群体是最不互惠(reciprocal)的。他们的结论对于研究经济运作中的性别差异有启发性。最后,他有礼貌地回答了几个问题。

□ WISE2011硕士生 林焕耿

 

 

平行会议VI. B:劳动

主讲人:*爱荷华州立大学,杨凡正教授

        *爱荷华州立大学,王琪琪教授

        *格拉纳达大学,Ramon教授

 

第一位发言的是来自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杨凡正,她的论文题是“实验劳动市场上的行为激励”。她想研究的是在不同的金钱激励下个人特质与表现反馈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她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有四种不同的工资方案,分别是:1、个人锦标赛。2、团队收入共享。3、团队竞标赛。个人锦标赛就是工人与工人之间竞争,只有一个收入为正,其余都是0。团队收入共享就是所有工人是一个团队,所得平均共享。团队锦标赛是所有工人分成几个团队,团队之间竞争,只有一个团队是最后的赢家,收入在团队内平分。其他团队收入为0。她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来建立人们的风险偏好、平等偏好、个人能力以及自我评估。通过这些实验,她发现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在风险偏好上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二,男性更容易完全无私或者完全自私,而女性更喜欢平均主义。三,女性在问题解答任务中比男性表现的更好,而男性更容易表现出过分自信。实验的第二个阶段是把所有人分成两组,一组人完成任务后能有表现情况的反馈,另一组则没有。在以上所提到的三种工资激励方案下,我们来比较各组的表现。通过对补偿差异做回归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结论:1、同等能力的不同人在不同工资体系下表现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风险偏好、社会偏好、自信心等都不同。2、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喜欢团队工作。这主要是因为男女之间社会偏好的不同。3、表现反馈能鼓励没自信但有能力的人选择个人锦标赛,同时使没能力却很自信的人选择竞争性小的工资体系,这有助于减少性别在竞争性上的差异。4、工人们在他们喜欢的工资体系下工作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王琪琪,他演讲的题目是“在实验劳动市场上的种族歧视”。他想回答的问题是混居是否能减轻对种族的固有偏见。他在中国两个省份的两所大学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一所大学的实验参加者是多个民族的,而另一个是汉族占了90%以上。实验中,参加者依次扮演工人和雇主的角色。工人们要解决一个操作问题,雇主来评分。雇主同样也参考工人们各自的简历来决定工资率。工资决定方程是

 

 

Wij是雇主i给工人j的工资;Xj是通过工人简历所展示出来的素质;Ei是雇主的评价因素;是随机误差。在第一阶段,简历只包含培训时间和性别这两个信息,实证分析得出在两组实验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工资上没有明显差异。在第二阶段,简历中包含了培训时间、性别、民族这些信息,实证分析指出在不多元化的小组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1%的置信度上有显著差异,而在多元化的小组中没有显著差异。为了排除省份和户口差异,在第三阶段,简历中包含了培训时间、性别、民族、户口,结果和第二阶段一样。在第四阶段,简历中包含了培训时间、性别、省份、户口,回归结果显示两组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工资上没有明显差异。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单一民族占大多数的地区劳动市场上存在显著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Granada大学的Ramon,他这篇论文对比了工人在三种不同的工资激励合同下各自的工作表现。第一种合同是标准化的分期合同,比如签3年的合同,到期后可以续签。第二种是永久性的合同。第三种是自动更新合同,也就是如果工人的表现达到了公司所要求的理想值就会续签合同。他的目的是研究解雇障碍条款是否会影响到雇员们从事长期项目,比如说买房子或者生孩子等。他在大学实验室里用Z-Tree软件做了这个实验,第一个实验结果是在无解雇障碍合同和永久合同中超过40%的人工作了一个时期就辞职了,而在自动续签合同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工作了8个时期或者更多。第二个结果是在无解雇障碍合同中雇员们从事更多的长期项目,比如投资。但是很不幸的大部分他们的投资都失败了,并且产生了损失。在自动续签合同中,工人们付出的努力、公司利润以及工人稳定性都明显高于前两种工资合同。除此之外,实验结果也表明了解雇障碍条款的存在也许可以帮助工人们更准确的做出投资决策

□ WISE2011级硕士生 杨磊

 

 

 

平行会议VI. C:拍卖

主讲人:*王亚南经济研究院,Jason Shachat教授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魏立佳博士

平行会议VI. C的主题为拍卖,来自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Jason Shachat和他的博士生魏立佳做了两场精彩的报告。

首先,Jason Shachat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与他的另一个博士生谭丽佳做的题为“采购过程中拍卖与协商的实验经济学探究”的论文。他介绍道,通常采购过程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进行英国式拍卖,然后买家与拍卖中的胜出者进一步进行谈判。理论告诉我们这种拍卖方式可以提高效率,与此同时,由博弈论相关知识我们可以知道,买家和卖家都有占优策略。Jason Shachat教授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占优策略的推导过程,然后向我们介绍了实验设计。从实验结果绘出的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买家实际获得的收益小于理论预期而卖家获得的收益比理论值要大。然后Jason Sahchat用Tobit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买家提出“再协商”的临界条件与理论预期值相当接近。然而,由于竞价和内在价值独立,他进一步提出了概率加权方法建立了非线性Tob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买家决定接受或者是进一步与卖家谈判的临界条件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报告的最后,众多专家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让我们受益匪浅。

接下来得报告由WISE博士生魏立佳主讲,讲座的主题是“正向和反向拍卖中的异质性、性别差异性研究”。他将拍卖市场参与者分为三类:绝对收益者,百分比受益者以及最佳反应者。所有的实验参与者都属于其中一类,并且在不同实验阶段,参与者可以从一个类别以一定概率转移到另一个类别,这样就建立了隐马尔科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数据分析表明,在决策规则中,性别差异对参数的影响很小,但是女性对失败的后悔更为明显,这进一步使得采取相对保守的绝对收益策略的女性比男性要多,另一方面,采取最佳反应的男性比女性多。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教授就性别差异问题以生物学观点进行了探讨,最终,“拍卖”专题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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