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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第六届劳动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布时间:3/22/2012 9:00:27 AM

 

编者按:

2011年12月10日—11日,由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主办的第六届当代劳动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我校经济楼隆重举行。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德国、南非、日本、丹麦、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包扩搜索与匹配、就业再分配与失业、劳动市场政策与制度、工资形式与增长、不公平性与全球化、健康和老龄化以及教育等劳动经济学领域内的热点。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当前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国际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希望能够以此来引起国际学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兴趣与关注,同时希望大家尤其是年轻学者们能通过在这个平台的交流激发思维、赢得收获。

以下,我们整理了诸位名家的论道经典,供读者飨之,望能为中国经济与劳动市场发展的研究抛砖引玉,打开新思路。

 

 

 

主题演讲1:作为一个劳动经济学数据源的互联网招聘板:希望和价格

主讲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Peter Kuhn教授

本次会议首场报告由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Peter Kuhn教授给我们带来,题为“作为一个劳动经济学数据源的互联网招聘板:希望和价格”。

首先,Kuhn教授介绍了当前劳动者是怎样交换与工资是如何设定的模型,一些研究者根据不同劳动市场数据的特征校正这些模型,然而,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机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有了很大的改变。

接着,Kuhn教授探讨了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网上求职:它是什么?谁网上求职,以及它运行得如何。另一个方面是互联网招聘作为数据源板:优势,劣势以及例子。他把这两部分都与如何能使劳动力市场真正运作联系在一起。他先介绍了第一个方面。他用许多图表阐述了人们是如何寻找工作的。并且用IJS回归展现出谁上网找工作。他主要估计了AFT模型,用回归失业期的log值的协方差来完成。结论是,美国劳动力寻找工作至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更常用互联网了。他的论文提供了这个改变实际上减少了劳动市场摩擦的第一个证据。在第二个方面,Kuhn教授谈了互联网招聘板的优缺点和最近关于用互联网招聘板的数据研究的例子。优点是互联网招聘板有丰富的关于空缺工作和寻找工作者特点的信息,有时,还可以做一些匹配两者的工作。但是,互联网招聘板的工作广告并不能代表劳动者和公司;另一方面,互联网招聘板的广告只包含着一定的信息。

最后,Kuhn教授总结说,互联网招聘板广泛的应用,提供了劳动经济学中大量的重要问题。在其他数据都不可用的情况下,互联网招聘广告是可用于了解这些市场的公开可用的数据源。互联网招聘板的数据对于回答雇主想要什么和了解他们搜索的本质以及劳动力市场匹配是极其重要的。

结尾,他赠予在场学生了一句话:数据随处都在,只需一点努力,就有许多相比于社会公布的标准信息更有价值的信息。

□ WISE2011级硕士生  王蕴

 

 

 

主题演讲2:犯罪网络的领头羊

主讲人:*斯德哥尔摩大学,Zenou Yves教授

Zenou教授首先对该主题作了大致介绍并展示了该主题的相关数据,接下来是理论模型部分,他以N个人参与的犯罪网络活动为例,定义了N个人之间的关系系数,直接关系系数定义为1,间接关系的关系系数定义为0,并由此得到相应的关系矩阵。他还定义了在某次犯罪网络活动中参与者的效用函数,该效用函数共由四部分组成:收益,道德成本,被抓住的成本和积极的伙伴作用。每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会追求效用最大化,因此可以把该模型简化为一个求最大值的问题。Zenou教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纳什均衡以及取得纳什均衡所需要的限制条件。然后是实践模型,他指出在实践中存在着伙伴效应,伙伴效应共由三部分组成:外生效应,前后效应和关联效应。就关联效应而言,以我们日常生活为例,我们的决定有时候很大程度上受邻居决定的影响。根据实际数据显示,在一次犯罪活动中,最少参与者为4人,最多参与者为77人,平均为9至12人。

除此之外,Zenou教授还讲述了动态的犯罪活动形成模型和期望效用模型,根据该模型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把某项犯罪活动的领头羊除去,那么新的犯罪网络关系则很难形成,可见领头羊在团伙犯罪中的重要作用。这个结论将会帮助政府制定一些政策以维护社会治安。而在经济方面该模型可应用于金融市场,因为在金融市场中,借贷与银行之间形成了网络关系,在这个网络关系中,牵头银行显然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就要使牵头银行保持正常运行。除此,该模型还可应用于发展中的经济,政治经济等。

最后Zenou教授与在座的嘉宾进行了互动,就该主题进行了探讨。嘉宾们提出了自己对该模型的疑问,Zenou教授给予了解答,这使在座的同学对该模型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且受益匪浅,该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WISE2011级硕士生宋竞男

 

 

 

 

平行会议A:工作搜寻与就业

主讲人:*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沈凯玲教授

        *瑞士经济研究机构KOFChristoph Basten教授

        *经济学院,赵西亮教授

        *乔治城大学,Tim Bian教授

平行会议A主要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搜寻与就业”问题。共有四位知名学者教授在场宣读了各自最新的论文成果。

来自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沈凯玲作为第一位发言者,与在场嘉宾分享她正在研究的一篇有关“过度教育与工作搜寻”的学术论文。首先,沈凯玲教授讨论了该论文的研究动机,她通过观察发现,一方面,高校扩招政策使得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新生的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猛增到2010年的657万,劳动供给中大学生的比例在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城市劳动需求还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而私营企业绝大部分还是以生产制造业为主。这样的企业的劳动需求对学历的要求并不高。再者,大学生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都希望得到一份与自己学历相称的工作。因此,很多大学生就面临着如果坚持要求从事与学历相匹配的工作就无法就业的现实。沈教授接着给在场嘉宾展示了几张有关中国大学生生源教育水平、中国经济生产率以及部门劳动就业的数据图表。图标数据显示,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只是导致当前出现的本科生过度教育就业问题的一个因素。自2000年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方面也是这一现象出现的时代背景。自2000年开始,我国就业人口从农业迅速向制造业、服务业转移;国有、集体制企业用工维持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下降势态,且私营企业用工持续上升;平均工资迅速上升并且区域间平均工资差距越来越明显;对青年劳动力特别是25岁至34岁间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在2009年后出现一定程度的供不应求;伴随着整个劳动力市场供需总量的增加,用工需求中对性别要求的比例下降。自2007年后,在学历方面,供求两方面的变化导致高中、高职学历水平上就业压力减小,而大专、本科学历水平上一方面需求总量持续增加、一方面就业压力增大。通过构建相应的数据,沈凯玲教授发现(1)对大多数单位而言,职位的学历要求并不是录用的硬性约束条件。实际录用的求职者即可以是学历相对较低的也可以是学历相对较高的,(2)对大多数求职者而言,求职时也没有把职位的学历要求作为求职的硬性约束。实际求职可以是学历要求更低的也可以是学历要求更高的职位,(3)在所有的申请样本中,大专生与本科生的申请数相近,并略高。从学历匹配看,最多的情况是大专生申请学历要求大专的职位(占50.2%),其次是本科生申请学历要求大专的职位(占32.2%)。

接下来是来自瑞士经济研究机构KOF的Christoph Basten教授。他带来了与另外两位教授合作的工作论文,“手持现金与劳动搜寻久期:一项来自挪威的拟实验证据”。在这篇论文里,他们想要研究在挪威一次给付的离职金(lump-sum severance payment,SP)对人们搜寻下一个目标工作的久期影响。 为了研究模型识别问题,他们考察了利用在个人资格沿年龄和时间维度的不连续性,这些都是基于挪威企业联合会与挪威工会联合会的共同协商的。Christoph Basten教授接着解释说,他们使用了一项来自挪威税务登记机构的管理数据,这项数据涵盖了绝大数挪威国内的纳税人。他们发现,尽管在挪威拥有了较为广泛的失业保险与相对平均的财富分布,一次给付离职金的影响依然存在。他解释说这样的结果可以当作流动性限制的证据,从而说明最优失业保险的Baily-Chetty模型对当前而言效果不大。因此,他总结说,由于挪威拥有了较为广泛的失业保险与相对平均的财富分布,这些解说表明在其经合组织国家(OECD)流动性限制也同样存在。

第三位演讲者同样来自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赵西亮教授宣读了题为“免入息审查的失业福利对夫妻双方就业决策的影响”的工作论文。他解释说现有的大多数文献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大量夫妻双方对就业的共同决策。因此,赵教授想研究免入息审查的失业福利是否能够真正的解释这一方面的共同决策问题。在一个共同的劳动搜寻模型了,赵教授同时讨论了免入息审查的失业福利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一方面,从已经失业的丈夫的角度上看,他们妻子的工作收入会减少丈夫的失业福利,而从那些正在工作岗位的丈夫的角度上看,他们妻子的潜在失业福利会因为丈夫工作收入而下降。他强调许多的学者长期以来忽视后者的影响,这或许是由于该模型在局部均衡时缺乏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数据。接着,他根据英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模型校准。赵教授总结说,免入息审查的失业福利有利于提高就业率,导致更多的夫妻一起工作。相对于失业保险,免入息审查的失业福利也能够降低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水平。

最后一位是来自乔治城大学的Tim Bian博士。这篇题为“部门冲击,误匹对与货币政策”的论文由Tim Bian博士和别人共同完成。一开始,Tim Bian博士向在场的嘉宾解释说,虽然这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可是该论文要解释的却是在部门冲击与货币政策下,研究劳动力市场的搜寻与误匹对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失业人员与空缺职业之间为何存在不合理的搜寻摩擦与误匹对。通过比较锚定经济总量的利率政策与针对部门的政策,他们提出,在一个存在部门冲击与劳动误匹对的经济体将显著的不同于泰勒规则描述的状态。他们同时还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与误匹对对宏观经济动态确实有影响,当来自部门的冲击引起周期性失业,并且此时经济体当中存在误匹对,那么,货币政策应该更多的关注那些未受冲击波动影响的部门。

精彩的讲座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WISE2010级硕士生方莲

 

 

 

平行会议B:代际流动、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参与

主讲人:*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I-Hsin Li教授

        *开普敦大学,Patrizio Piraino教授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傅十和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Tiago Freire教授

 

平行会议B,来自海内外的四位学者在D110为大家带来一场关于“代际流动、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精彩讲座。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I-Hsin Li,她报告的主题是台湾的收入代际流动。Li的研究目的主要是衡量收入状况是如何代代相传,从而解释社会中的机会不平等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在台湾代际收入弹性介于0.17与0.23之间,相比于美国、英国和巴西,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不算严重,也就是说父亲的收入状况对儿子收入状况的影响并不大。此外,通过计算1946年至1976年出生的孩子与其父亲之间的收入弹性,Li发现代际收入弹性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是说,由代际收入流动引发的机会不平等在年轻一代的表现不如以往明显。

接下来发言的是来自开普敦大学的Patrizio Piraino,与Li的研究类似,他研究了南非的收入代际流动,并解释了这种代际流动对人们择偶的影响。Piraino的研究结果表明,子女的收入与其父母以及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并且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的相关度更高,人们在择偶时考虑门当户对,从另一角度解释了Li所提出的机会不平等问题。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傅十和老师,傅老师研究的是美国的社会网络对不同人群的工资影响。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集聚带来的人力资本外溢与社会网络将会使雇员从中受益,然而,相对于白人,黑人从劳动力市场集聚中的受益较少。傅老师从同种族的社会网络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通过实证研究,他发现个体工资的上升与在同一工作地点,其同种族雇员所占的比例密切相关,比例越大,其工资上升的幅度越大。这一结果与黑人从劳动力市场集聚获益较少的事实相符,因为在其工作地点,同种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较少,知识外溢不明显。

最后发言的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Tiago Freire,他主要介绍了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对妇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新加坡在1978年推出新的移民政策,以期提高妇女的劳动力供给,尽管这一事件经常被引为成功案例,但由于数据的限制,学术界并没有对其作出定量的研究分析。通过分别比较老年与青年妇女,有大学学位的与没有大学学位的妇女,以及马来血统与中国血统的妇女在1978年前后劳动力的供给状况,Freire发现1978年的移民政策并没有对新加坡的妇女劳动力供给产生太大的影响。

在讲座期间,香港中文大学的杨涛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孟磊老师以及其他与会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 WISE2011级硕士生钱倩云

 

 

 

平行会议C:贸易和储蓄

主讲人:*中共地质大学,肖克教授

        *经济学院,孔锐教授

        *经济学院,赵西亮教授

平行会议C的主题为“贸易和储蓄”,首先由来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孔锐老师做了一个关于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制造业部面板数据的分析的演讲。孔老师首先大概介绍了目前的几种贸易主导论以及国内外各学者对于贸易对发达国家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方面所作的一些研究。孔老师指出美国制造业就业大幅下降主要是源于美国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是进口的负效应,前者所降低的就业人数是后者的两倍。贸易净债总体来说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而且使得中低技术类减少的就业人数多于中高技术类。他利用面板数据,对中美贸易作用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主要是从就业,劳动力需求和工资份额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最后孔老师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因素,主要是国内需求和技术进步,而贸易因素是次要的。但是在美国与其主要伙伴国的贸易中,中美贸易的影响最为显著。

随后,同样来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赵西亮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房价上涨能解释中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吗?给予CHIPS数据的微观计量分析”的演讲。在赵老师的演讲中,他首先提出了为何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且如此之高的问题,带着这样的问题,利用2002年和2007年的截面数据,分析了房价上涨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对于各种住房类型的家庭,居民储蓄率与住房上涨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该研究没有发现租房者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动机”。且对于拥有多套住房的居民。储蓄率下降幅度更大,说明多套住房者财富效应明显。最后得出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同时支持Wang and Wen的理论研究的。

最后,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WISE2011硕士生 万会会

 

 

 

 

平行会议D:教育

主讲人:*中共地质大学,肖克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Kisalaya Basu教授

        *东京大学的,Kazuhiko Sumiya教授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欧振中教授、杨广亮博士

平行会议D的主题为“教育”,首先来自中共地质大学的肖克教授在C208 给我们做了一个中国转型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扩张-基于1978年-2010年的经验数据分析的演讲。他主要研究了高等教育扩张模型和经济增长,人口,工业,劳动力市场,城镇化和政策对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机制。演讲中他指出劳动力市场因素越来越重要,城镇登记失业率总是与最大增长率正相关,然而平均工资是负相关的。并且他强调带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结构性变量很关键,来自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下降。相反,工业结构对促进高等教育扩张的应该逐渐增强,相对来说,政策的影响在长期来说不显著。所以,市场机制在长期将会是高等教育扩张的有效政策选择。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Kisalaya Basu教授向我们展示他的论文,题为“中国城市男女收入趋同:教育的作用”。该论文是由Kisalaya Basu教授和另一位学者(Xiao Han)共同撰写。首先Kisalaya Basu教授简要地说明了文章的大体框架,并介绍他论文的两个目标:一个是研究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的教育水平,在临界水平上男女收入发生趋同;另一个是识别该临界教育水平。然后概括研究的背景,对已有文献进行简短地回顾。已有文献指出男女收入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很多,而男女教育回报不同是造成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接着他详细讲述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包括模型的设立,数据的来源及变量的选取等。选取的变量包括教育,经历,健康和是否党员,其中将教育分为六个等级,从而存在五个临界教育水平,建立五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教育并不一定缩小男女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缩小仅在女性教育水平在本科及以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后Kisalaya Basu教授建议说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技术导向型产业(这些产业需要熟练和受过更多教育的工人),鼓励女性提高教育水平。

接着是来自东京大学的Kazuhiko Sumiya教授上台作题为“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情况下的教育和培训”的报告。首先Kazuhiko Sumiya教授介绍他的研究动机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即同时考虑教育和培训,且认为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基于劳动者在承担所有教育成本后可能劳动所得无法完全补偿成本这一可能情况,假定套牢问题(hold-ups)是存在的。他试图解决在摩擦性劳动力市场下政府应该做什么来提高的教育和培训效率的问题。于是他建立标准的搜索-配对模型,推导出市场均衡下劳动者的教育投入和企业的培训时间,并指出当且仅当政府对企业培训员工的补贴等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教育的产出弹性等于劳动者的有效议价能力时,市场均衡下二者的分配才是有效的。由于现实很难满足上述条件,这就给政府介入市场创造了可能。当教育的产出弹性大于劳动者的有效议价能力时,政府应该对教育进行补贴,提高劳动者的有效议价能力,反之,应该对教育进行征税。最后Kazuhiko Sumiya教授谈到了自己未来将对该理论进行实证研究。

最后两篇论文的作者欧振中教授和杨广亮博士均来自WISE,他们的论文主要关注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欧振中教授的论文题目为“省际间不同录取标准-中国高校招生政策效率如何?”简要介绍了中国高校的录取制度,指出每年只有2%的高中毕业生能被中国最好的39所大学录取,但不是所有这些被录取的学生在大学都有很好的表现。他发现高校偏爱本省考生,对外省考生录取数量加以限制。他认为高校可以通过调整录取名额在各省的分配招收更优秀的学生。比如厦门大学可以提高福建省理科录取分数线降低文科录取分数线,而且可以扩大某些省份的招生规模缩小某些省份的招生规模,从而招收更多高质量的学生。杨广亮博士在他的论文“如何招收最好的学生?对中国某重点高校的实证分析”从另一角度入手,着重分析高考考试科目在招生中的相对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调整各科在高考总分所占权重来使高校获得优秀的学生。

最后研讨会在热烈地掌声中圆满结束。

□ WISE2011硕士生 张为东

 

 

平行会议E:求职成本和持续时间的研究和外籍家庭佣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主讲人:*瑞士经济研究机构KOFChristoph Basten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Tiago Freire博士

在平行会议E中,首先来自瑞士经济研究机构KOF的Christoph Basten教授作了一场名为“求职成本和持续时间的研究——基于挪威的准实验研究”的讲座。 Basten博士在不连续的年龄和时间维度上展开调查,分析了失业者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成本和花费的时间。他得到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流动性约束的证据。在关于最优失业保险的Baily Chetty模型中,得到的福利过低。Basten博士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挪威有一个最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并且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是最慷慨的经济体。

接下来,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Tiago Freire博士做了一场名为“外籍家庭佣工是否有助于提高新加坡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首先,Freire博士讲了一下他的研究背景,他说新加坡在1978年立法(根据第91A章)允许特殊签证外籍家庭佣工进入该国。政府的既定目标是提高新加坡妇女的劳动力供给。虽然新加坡经常被引作为成功的例子,但极少数的研究去量化这一立法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新加坡在数据访问的限制。在文章中,Freire博士使用1957年至1990年普查数据和新加坡1976年至1984年的人力统计年鉴,以评估1978年立法对增加新加坡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文章中比较了青年和老年妇女供给模式、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妇女供给模式、1987年前后的马来妇女和中国妇女的供给模式。他发现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修改法案导致在妇女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 WISE2010级硕士生可钦锋

 

 

 

主题演讲3:在一个快速增长经济体中的生命周期收入及储蓄

主讲人:*香港中文大学,杨涛教授

12月11日的主题演讲上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学杨涛教授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题目为“在一个快速增长经济体中的生命周期收入及储蓄”。

杨教授描述了一些在快速增长经济体中的储蓄行为并指出这些家庭储蓄行为的模式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没有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年轻家庭的储蓄率的上升。然后他概述了他论文的主要思想,包括一个能理解在高增长环境的储蓄行为的机制、新的经验观察和一个能解释年轻家庭储蓄率上升的跨期选择标准模型。对于这次发言,他的计划包括三个部分:(1)储蓄和收入轮廓;(2)四阶段OLG模型;(3)成熟的多阶段OLG模型(Full-Fledged Muti-Period OLG model)。

对于第一部分,他首先给了一个数据描述。利用一些生动的图形,他展示了平均家庭储蓄在1992到2007年间呈上升趋势。他同时说明了在这一时期的年龄-储蓄轮廓有了戏剧性改变。更精确地说,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储蓄率比中年人增长得更多:生命周期储蓄呈U形状。对于这一部分,有几个问题在现场被提出来了,杨教授认真地回答了所提出的问题。然后,利用一个改进的估计方程,杨教授讨论了特定的同期组群(cohort-specific)收入轮廓和养老金。

发言的第二部分是一个4阶段的OLG模型。在这部分,他突出了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年轻人的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年龄收入轮廓在一个增长的环境中是更加平坦的。一个包含了跨期选择的标准模型,一旦包括了这个机制,就可以解决包括年轻家庭储蓄率上升和总的家庭储蓄率上升的家庭储蓄谜团。他给了一个具体的但是也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些细节。然后他提到了三个扩展,包括包含代际异质性,养老制度和短视预期(myopic expectation)。

发言的最后一部分是一个成熟的OLG模型(Full-Fledged Muti-Period OLG model),包括了大量的量化分析。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杨教授没有详细介绍这一部分,只是展示了几个最后的图形。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模型的结果和实际数据吻合得非常好。

作为结论,他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的储蓄行为。他推断,对中国这个实例,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包含在年轻的同期组群(cohort)的高的人力资本是一个能帮助解释在生命周期收入轮廓变动和格式化家庭储蓄特点的主要的因素。他同时提到了一些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扩展。

 

□ WISE2011级硕士生林焕耿

 

 

 

主题演讲4:中国不同时间空间和部门之间的要素市场扭曲

主讲人:*多伦多大学,Loren Brandt教授

在2011年当代劳动经济学国际研讨会的系列讲座中,洛伦·勃兰特教授为我们开展了一场题为“中国不同时间、空间和部门之间的要素市场扭曲”精彩的讲座。此场讲座让我们更加了解目前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状况。

首先,勃兰特教授阐述了在中国这种扭曲现象随着时间的演变情况以及相关原因。基于已有的研究,他指出在改革初期由于限制人口迁徙,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对资本的非市场化调配,这种扭曲比较严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明显下降,而这则归因于省际之间发生1.5亿人口流动,地区之间贸易的增加,以及银行体系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私有化。

接着他简单地介绍了在他的论文中所使用的方法。他从不同角度衡量要素分配的扭曲——省际之间,和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另外,他们也将总体扭曲分解为省际之间以及省份内部的不同行业之间的扭曲。在Hsieh and Klenow (2009)的研究基础上,该论文的主旨在于研究要素市场的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勃兰特教授还列举一些在研究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以及分配失误和总体生产率这方面的相关文献。

之后,他详细阐述了在他研究中的模型和相关的等式和衡量方式,并进一步推导出竞争性均衡条件。接着他进入了数据分析。总体样本为从1985-2007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具体为研究所使用的是每个省份和行业部门的名义和实际GDP(以2007年价格水平为基准)的年份数据,资本存量和使用量。

基于对数据和模型的研究,他发现在1985-2007年这段期间,由于扭曲的存在,实际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几乎低于潜在的30%。除此之外,在90年代中扭曲的成本下降,之后却上升。省内和省级的扭曲成本具有可比的规模。还有,省际的扭曲的比重在这段期间几乎保持不变,这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摩擦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省内扭曲在1985-1997年间呈下降趋势但在1997年后急剧上升。教授还得出在不同省份,省内的扭曲成本与收入负相关。

不仅如此,勃兰特教授剖析了反事实研究,例如通过消除省内不同行业在资本市场的资本税的差异来得出无省内扭曲。然后他为我们展示了总体扭曲,无省内扭曲和无省际扭曲的图像,并进一步将此高而波动大的扭曲与美国进行比较,发现在美国,这种扭曲相当小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基本保持稳定。

因此,究竟是什么导致省内扭曲的上升?勃兰特教授对此进行详细的解释。在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地区政策,其中最显著的是西部大开发政策。该政策旨在降低沿海省份与其他省份的收入差异。因此,通过财政和信贷渠道,政府增加对贫穷落后的省份的直接投资,但是大部分投资却流向国家(行业)部门。然后他还展示了关于地区差异的一些图像。

最后,勃兰特教授得出一些结论和进一步的想法。总体来说,在中国消除扭曲可以提高总体TFP大概30%。省内资本在国家行业和非国家行业的错误分配是一个比不同省份资本的错误分配更为严重的问题。尽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劳动力在省份之间的分配仍然无效率。他提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可对近年来资本市场的扭曲上升的原因进行探索。

 

□ WISE2011级硕士生萧细妹

 

 

 

平行会议F:工资不平等与贫困问题

主讲人:*欧洲经济研究中心,Jan Hogrefe教授

        *国立台北大学,Mei Hsu教授

        *哥廷根大学,Van Q. Tran博士

在平行分会F中,三位学者就“工资差距和贫困”问题做了主题演讲。

Jan Hogrefe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境外生产,技术升级以及剩余工资不平等”。首先,他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境外生产和收入的差距都在扩大。截至目前,一些研究表明,境外生产可能会增加支付给工人高技能和执行非例行任务的工资,进而扩大了总的工资差距。有趣的是,即使这些渠道得到控制,境外生产对剩余工资不平等的积极影响依然存在。接着,他建立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生产率提高了工人的境外生产的工资规模,并显示,境外生产可能会导致技术提升,同时增大剩余工资不平等。最后,他说,使用德国官方1998-2007年的收入数据,这个理论被证实。

Mei Hsu教授演讲的主题是“解释台湾的移民收入差距和种族同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中国移民由于政治原因迁往台湾。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平均收入比台湾本地居民高出30%左右。接着,她用了论文中的三个研究成果解释了在台湾的移民和当地人收入差距的原因。首先,收入差距主要是植根于禀赋的差异,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由于不明原因。第二,在禀赋的差距上,人力资本变量的发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职业的差异只是一个小角色的差异。最后,一个人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在解释收入差距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父亲的教育外部性,个人的专业,母亲的种族和国语水平。

Van Q. Tran演讲的主题是“越南农村的贫困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越南已经显著减少了贫困。然而,仍然有许多的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以上,并且非常容易受到风险。接下来,他利用以资产为基础的方法来解释家庭福利的转换。他采用了面板数据,收集了越南2007年和2008年的家庭数据。在这两年中,外商投资蓬勃发展,通货膨胀上升。他使用了消费支出的变化和贫困过渡模型来建模,特别是家庭资产和贫困转换的冲击。结果表明,家庭资产的变化和冲击会影响家庭的贫困状态。

最后,本场次的主持Jan Hogrefe教授进行了简短的总结,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WISE2010级硕士生李向南

 

 

 

平行会议G:金融机构

主讲人:*世界银行,Colin Xu博士

        *奥胡斯大学,Frederic Warzynski教授

        *经济学院,张晶教授

平行会议G的主题是“金融机构”,来自世界银行的Colin Xu博士、奥胡斯大学的Frederic Warzynski教授以及厦门大学张晶教授就该主题做了三场精彩的讲座。

首先,Colin Xu博士做了关于“就业岗位增长与金融”的报告。首先,他简要介绍了研究金融结构的重要性,他介绍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结构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他的文章验证了金融结构和劳动增长的关系,解决了金融结构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时提供了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高收入国家的方法。然后,他用图表向我们展示了贫富国家个人信贷、股票市场融资的巨大差异,并且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衡量金融结构的工具变量,包括:大宗商品,居住者死亡率,地区分化以及法律体系。在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后,他总结到:私人信贷和股票市场相比,在欠发达国家对公司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大型资本密集型公司劳动增长率会随着私人信贷水平的提高而加速增长。在报告的最后,诸多与会者就金融危机话题与Colin Xu博士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紧接着,来自Aarhus大学的Frederic warzynski教授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西班牙。他的报告是关于“个人事业发展与失业在西班牙的变迁”。首先,他向我们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因为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异。劳动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工人应该自主选择职业以及公司,从而获得更好的报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限制,理论所述的情形很难发生。因此,他研究了劳动市场与日俱增的灵活度对个人事业发展的影响,进一步理解在“就业保护条例”(EPL)起到的作用。该文章主要研究了EPL在西班牙的发展历程,并且可以类比扩展到其他国家的研究。基于从西班牙社会保障机构获得的最新劳工数据,他得出“各个岗位的平均任职时间下降,每个人不同时期参与的不同工作岗位平均数量上升”的结论。然后, Frederic warzynski教授解释了劳动保护条例的产生原因,并且告诉我们未来预计将该研究扩展到丹麦、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

最后,来自厦门大学的张晶教授进行了题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对劳动市场影响”的报告,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最低工资问题研究。首先,她简要介绍了最低工资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最低工资规定在1993年3月24日提出,直到2004年3月1日才设定具体数额并且正式实施。然后张晶教授详细介绍了确定最低工资的几种方法(包括加权法、恩格尔系数法)并且利用图表形象地展示了不同省份最低工资的差异。由于从图表中看出沿海和内陆省份的最低工资有显著差异,同样,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张晶教授用回归方法研究了这两个因素的交互影响。在回归分析后,她得出结论:工人的收入水平、福利水平对最低工资有正面影响,收入比率、短期员工的雇佣率有负面影响,生产力对于最低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在该报告的最后,诸多国内外专家就中国的最低工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整个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 WISE2011级硕士生朱峰

 

 

 

平行会议H:最低工资与工会

主讲人:*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Per Skedinger教授

        *吉林大学,贾鹏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Carl Lin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Tavis Barr教授

本场会议的主题为最低工资与工会。

首先由Per Skedinger教授作了题为“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与工作时间的影响:对瑞典零售行业的实证分析”报告。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检验实际最低工资的增加对于在瑞典零售行业的手工工人的就业和时间的影响。教授skedinger首先简单介绍了瑞典最小工资系统,然后介绍了他的数据来源:2001-2005年的工资单数据,同时指出了其优缺点。他的经济计量方法依赖于识别工人最低工资的影响变化,取决于他们工资分配的位置,并把这些结果和不受影响并且有着较高工资的工人的收入做比较。教授skedinger用一个创新的方法测试他的假设的模型:通过在相同产业较低级别的非手工劳动施加虚拟最低工资,结果和手工劳动有相似的特点但是在不具约束力的实际最低工资上有着不同。最后,skedinger教授总结他的报告结果如下:(一)即使在繁荣的行业,增加最低工资也会导致蓝领间的分化;(二)用低工资工人取代高工资工人会导致最低工资的增加;(三)用白领的数据测试该计量经济模型的假设很好地支持了他的模型;(四)由于最低工资增加导致工作时间减小,工人们被分离,同时负面的就业效应得到削弱。

第二个报告,最小工资对就业和工作时间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是由贾鹏博士主讲的。贾博士首先介绍了为什么就业效应和工作时间效应在最低工资研究中举足轻重,并且指出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效应,并且在中国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宏观方法的研究。随后他具体阐述了如何用DID方法研究估计基于缺乏教育的工人群体的就业效用和工作时间效用。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工人的就业不受最低工资增加影响,但他们的每周工作时间会随着最低工资的增加而增加。相反,最低工资的增加对于女性工人的就业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她们每周的工作时间没有明显变化。最后他强调了教育和培训在减轻最低工资负面影响的重要性。

经过短暂休息以后, Carl Lin教授做了他的演讲:更少的神秘,更多的测量:1989年提高最低工资后超出收益的分解。在一开始,林博士帮助我们回顾了1989年美国最低工资上涨的历史并且介绍了神秘与测量(Card and Krueger 1995)一书中关于1989最低工资上涨的研究。该书的研究证明了超额收益与关于1989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立法的新闻之间存在联系。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在确信Card和Krueger(1995)的研究结果,即一般的最低工资立法对雇主财富很少或没有影响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分解超额收益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最后,Carl获得结果为表面上的微小影响其实是是两股相等力量作用的结果,该两股力量分别为公司特点引起的负面影响和市场表现引起的正面影响。

最后一份报告来自Tavis Barr教授, 其标题是坚持工会。Tavis首先提出问题:选择性在工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给了我们一个简短的文献回顾了以往的研究。他的目的是阐明在美国工会风险和工会工人特点的关系。在介绍他的数据源和一些描述性统计后,Tavis详细阐述了他的证据方法。文章的最亮点在于,他用随时间变化的工人的特点来控制工人的选择性,从而有效地估计选择性和工资溢价对于工人固定影响是强大的。文章的最后他指出他发现有固定效应的选择可以解释大部分或全部的由于工作改变带来的工会工资溢价工。

在会议尾声的讨论环节,WISE的龙小宁老师和傅十和老师与报告人员就各自的研究进行深入地探讨,伴随着阵阵热烈的掌声,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 WISE2011硕士生 洪智武

 

 

 

 

行会议I:移民问题

主讲人:*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Min Hein教授

        *长崎大学,Akira Shimada教授

        *内蒙古大学,Wenbin Wang教授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孟磊教授

平行会议H是关于“移民”话题的专题讨论,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位教授为我们带来了相关的主题演讲。

第一讲“移民中的持久独裁”是由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Min Hein为我们带来的。这位教授考虑了在移民和人才外流税制里存在的军事独裁统治的持久性。他采用动态博弈的方法来研究当革命需要的所有平民穷人和精英的参与时在何种条件下的军事独裁政权可以排除民主过渡。该模型显示,移民制度可能对民主化有负面影响。当面对一个被推翻的风险较高,军事政权的可能重新调整其移民配额,税收人才外流和再分配政策,以选择性地安抚常住人口,并确保其生存。教授同时也将缅甸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提出来体现这个模型的意义。

第二场演讲“迁移的可能性,教育,人力资本的形成”是由Nagasaki University的Akira Shimada教授带来的。教授调查了迁移到外国(劳工接受)的可能性对本国(劳务派遣)国家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影响。虽然以前的分析包括人力资本形成的成本,这主要是机会成本。他发现更高迁移的可能性会在本国形成更多的工人满足他们教育需求的个人预算约束;但是,随着迁移的可能性的降低这些工人降低了对教育的个人需求。当教育供给小,后者的负面影响抵消了前者的积极作用并占主导地位,较高迁移的可能性降低了本国的平均人力资。他的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反的建议:许多劳工接受发达国家采取的严格的移民政策引起了人才流入。出现这种积极的影响,不仅因为减少的工人流出,但也通过教育价格的变化从增加人力资本的形成。

内蒙古大学的Wenbin Wang为我们带来了第三场名为“辍学的流动儿童在中国:说明和证据”的讲座。他提出了人口的流动教育模式,调查在中国流动儿童辍学的原因和决定因素。浮动家庭子女的教育选择,体现了对流出区和流入区的不同教育水平间的平衡。以及流入区获得的教育的概率。他发现流动儿童辍学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学校的教学质量价格与有限容量的不一致。流入区教育的价格越低,或者教育质量越差,或者流动儿童年龄越大,或留守的成本越高,则流动儿童的辍学率会更高。在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集的基础上,他发现该模型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

最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孟磊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的初始土地分配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讲座,这引起与会者热烈的讨论。她用自我控制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土地所有和个人在中国农村城市迁移决策之间的关系。利用Probit模型,她认为个人的决定迁移,2005年家庭相关的土地和边际效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数据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含义变量的土地优势。她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返回家庭农场时移民的选择拥有土地和各生产队的土地变量负相关是驱动的结果。

□ WISE2010硕士生 王越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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